李师道大喜，下令派掌书记张掖为使，押送军械粮草赴曹州慰问，行前，张掖向李师道请教方略，李师道言道：“而今朝廷对我有些误会，说我擅自为帅，其实你也该知道，我也是身不由己，被逼无奈罢了。朝廷若责我不忠，尽可选派有德之人统领淄青十二州，我拱手让贤罢了。若觉得我李师道尚有忠心可用，便请授我节旄。我尽忠尽责，敢不以死报效。”
张掖一见李茂便哭喊着求救命，李茂言道：“兄弟何出此言，你在军府任掌书记，何等的受信任？”
张掖将行前李师道对他说的话复述了一遍，泣道：“这是跟心腹之人说的话吗，这分明是把我当成了外人。一个整天在眼面前打转的掌书记却被视作外人，这日子好过的了吗？”
李茂笑道：“他不是信不过你，他是在试探我，看看我朝中的靠山有多硬。”
张掖擦擦泪，细细思之，李茂这话也有道理，但李师道说的这番话确实没把他当自己人看，这一想却又愁苦起来。
于是又道：“他任我为掌书记，无非看我毫无根基，好摆布，我在府中名为掌书记，实际却连笔墨都摸不到，不过是他呼来换去的跑腿人。”
李茂笑道：“老兄目下就有一场俯首可取的大富贵。”
李师道目下最忧心的不是曹州被李茂侵占，李茂兵微将寡，曹州地狭民穷，势难持久，即便现在有魏博支持，急切难以收回，但其占据曹州一地也不能对淄青腹地造成实际威胁。
魏博借助李茂这颗棋子表面上看能牵制淄青、宣武甚至是武宁，但操作中稍有不慎却极有可能陷入淄青、宣武两大强敌的夹击之中，这个道理田季安不久就会明白，等他回过味来，发现对李茂的付出抵不过回报时，心自然就冷了，到时候只需坐下来把两家的关系捋顺了，说服魏博方面撤回对李茂的支持，收回曹州指日可待。
简而言之，曹州的事急不得，凉一凉效果会更好。
李师道现在所忧虑的是自己有节度使之实却无节度使的名分，名不正则言不顺，历来再强悍的节度使也需要朝廷颁授的那杆节旄来号令三军，招揽人才，兼取得治下百姓的信任，没有那个东西，那就是反叛，即为世家大族、士子读书人们所不齿，士卒百姓也会抛弃他，外生觊觎之心，内部离心离德，距离败亡也就不远了。
这个事实被无数血的教训验证过，李师道不想去尝试挑战。
朝廷给不给李师道这个名号，其实是有争议的，与淄青亲近的官员引用河朔诸镇的旧例试图说服天子早日颁授节旄，以定淄青十二州军民百姓之心。但此议却遭到执政的王叔文的坚决反对。
他反对的理由是河朔藩镇骄横跋扈，其原因一是各镇由来源自安史之乱，尤其河北三镇本来就是朝廷与安史余孽媾和的结果，其狼子野心并未因安史两大祸首的败亡而消亡，原因之二正是朝廷的一味姑息，才养成了今日尾大不掉的局面，如若继续听之任之，贞元以来的颓势势必难以挽回，那么新朝的新气象何以体现，朝廷的威严又体现在哪，他这个执政宰相忙忙碌碌大半年的功绩又在哪？
同属王叔文一党的柳宗元、刘禹锡等人也纷纷鼓噪要强力削藩，主张对不恭顺的藩镇出重兵予以讨伐，利用各藩镇间的不睦，分化瓦解，各个击破。
正是在他们的不停催促下，王叔文才派人赴魏博为儿子王璞迎娶田兴之女。
拉拢魏博，与鼓励乃至打击淄青并不矛盾，河朔藩镇并非铁板一块，互相之间常兴兵戈，拉一个打一个，岂不正是高明宰相的得意之作。
王叔文的拉一个打一个策略目前看还是有效果的，魏博田季安对朝廷的态度就变得前所未有的恭顺，他以极高礼仪接待了王叔文派出的迎亲使团，这份荣耀在以前甚至连朝廷的钦差大臣都享受不到。
他对朝廷恭顺的另外一个例子就是大力资助被视为广陵王亲信的李茂渡河南下占据本属于淄青的曹州。
借力打力固然高明，但若想取得最终的胜利，还需要自身够实力，王叔文认为朝廷之所以迟迟不能讨平骄横跋扈的藩镇，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在于禁军兵权的分散，尤其是自贞元以来将禁军兵权赋予宦官的策略。
宦官乃是刑余之人，心理上与常人就有所不同，易偏狭走极端，那些位列护军中尉、中护军、辟仗使的宦官们多半不识字，不明大势，不知兴衰，他们多从最低贱的宫奴一步步熬过来，莫不是吃够了苦头，身心饱受摧残。
深宫禁内等级森严，气象肃杀，数十年的风霜磨砺下来，他们的身上早已见不到多少闪光的人性，沉淀下来的只有圆滑、世故，心狠、手辣，这样的人哪还能担负得起除旧布新的重任，把兵权分散交在这些人的手里固然稳妥，却也做不成任何大事。
王叔文奏请天子，要求将贞元以来分散于各宦官手中的兵权集中起来。
朝廷空有禁军数十万，却因政出多门，一盘散沙，外不足震慑西戎北狄，内不能威慑地方藩镇。甚至连肘腋之祸也不能免除，这种糟糕的状态应该改一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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