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体来说,以正治国,就是要有一套保障国家机器自发运转的良性规则,而且这一规则能够一以贯之,不因人而废,因事而止。一旦做到了政令畅通,国家这一组织系统就会健康运作,自动调节,而不需要管理者过多地干预。
春秋战国时期,各路诸侯为求自保纷纷变法图强,但真正变革成功的却寥寥无几。究其原因,主要是新法在推行过程中遭到了太多人事和权术的羁绊,以至于虎头蛇尾、有始无终。韩昭侯时期,申不害曾在韩国主政。他打破血缘宗亲的束缚,重用贤才,锐意改革,把弱小的韩国带进了”战国七雄”的行列。但是,申不害有个哥哥,想借助兄弟的关系在韩国谋个一官半职。于是,申不害便去向韩昭侯求情。可是,韩昭侯却拒绝了申不害的请求:”不拘一格选拔人才本来就是你主张的。而现在,你又来为自己的哥哥跑关系,这不是自相矛盾吗?”可见,当国家的变革政策和自身的利益发生冲突时,倡导变革的人自己尚不能坚持原则,新法推行的效果也就可想而知了。
变革成功的唯有后来商鞅在秦国推行的新法。当时,七国争雄,秦国之所以能够吞并八荒一统天下,正是因为商鞅为秦国留下了一整套健全的法律制度。商鞅的新法,虽然历史上褒贬不一,但却是”正”的:有功则赏,有过则罚,都按照法律的规定透明地执行,绝不玩弄权术、暗箱操作。最为重要的是,赏与罚,都能及时兑现,决不失信于民。据记载,商鞅刚开始变法的时候,法令已详细制订但尚未公布,他怕百姓难以相信,就在国都的集市南门立下一根长三丈的木杆,下令说如果有人能把它拿到北门就赏给十金。百姓们感到此事蹊跷,没人动手去搬。商鞅又说:”能拿过去的赏五十金。”于是有一个人半信半疑地拿着木杆到了北门。商鞅立即命人赏赐给他五十金。这时,商鞅才下令颁布变法,果然得到了民众的信任。
治国以正,赏罚有信,是秦国在硝烟四起的战国时代脱颖而出的关键。就连一直恪守德化、对法治颇有微词的司马光,也在《资治通鉴》中对商鞅大加赞扬。他说:商君虽用法苛刻,但身处乱世,诈力横行,仍然能做到不失信于民。就凭这一点,足以治四海,平天下。大人这法子看似有违背道义之嫌,但与眼下的确是最好的法子,如此一来,安南势必会人人争取自己最大的利益所在,那么我们就好从中加以利用了,未必不能达到意向不到的效果?“
黄福道:“这番话儿看似不错,可军师忘了,人人争取自己最大的利益所在,那是人与人之间的彼此不信任,倘若两人开诚布公,彼此信赖,完全可以选择不招供,这样的结果是两个人会在一面后释放,与出卖朋友相比,这个结果也不算太差?”
徐朗点了点头道:“黄大人所言的确如此,两个人都不背叛对方,确实可以使两人的集体利益最大,但黄大人忘记了一个前提,义安城可不是两个人,我已经统计了,整整二十万人,这还不算河内,黎利的家乡,如此算来少说也有四十万多人,他们未必都能人人做到这一点?“
黄福微微一愣,道:“这个的确不好说,人性本恶,一个人两个人或许因为信任彼此不肯背叛对方,可人一多就这法子就未必可行了!“
徐朗道:“可不是这个道理么,当信任从两个人扩大到四十万人时,信任不再是信任了,在面临危机前,在最大利益前,未必就能坚守得住,所以黄大人所担心的局面就不会出现了,再者四十万人,你得明白,就算是你能让所有人互相信任,但只要有一个人耐不住利益的诱惑,那么四十万的坚守立即变得没了意义,所以选择最大利益无疑是最佳的结果……?“
这下不仅仅黄福,便是张本、王通等人也是听得一身冷汗。
黄福叹了声:“一旦利益最大化,四十万人未必就没有人背叛,一旦如此,所有的坚持,辛苦终究不过是竹篮打水一场空罢了,既如此有何必要坚持呢,这样说来,背叛到是成了最佳的选择!”
张本道:“司马公早就说过,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壤壤,皆为利往。”夫千乘之王,万家之侯,百室之君,尚犹患贫,而况匹夫编户之民乎!,在这种情况下,若能获取最大的利益,还真没有个人能把持得住?“
黄福看了一样杨峥,忽然道:“这便是大人不准备乘胜追击的用意了?“
杨峥见他明白了其中的奥妙,也懒得掩饰,点了点头道:“不错,这便是我的用意?“
黄福似有些不解,思索了片刻道:“老夫还有几分不解,还请大人给说道说道?“
杨峥道:“黄大人不必客气,只管问来便是?”
黄福想了想道:“大人这个囚徒困境的计策,倒也不失为一个好的计谋,但耗费时日不免多了些,那黎了狡猾的很,未必就想不出破解之法,还有我等已经攻下四面大山断了黎利的粮道,一来对方新败了人心不稳,二来我军新胜,此消彼长,正好是个围攻的大好机会,大人为何要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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