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丁道:“作忠臣的后果?“说完不等沈傲问,自顾自的道:”天家有天家的脸面,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轻易碰不得,我小时候听人说,大唐的魏征能做好谏官,那是他聪明,他不做忠臣,而做了良臣,良臣,是说象后稷、契、皋陶那样的人;忠臣,是说象龙逢、比干那样的人。良臣使自己获得美好的名声,使国君得到显赫的称号,子孙世代相传,幸福与禄位无穷无尽。
忠臣则使自己遭受杀身之祸,使国君陷于深重的罪恶之中,国破家亡,空有一个忠臣的名声。以此而言,相差太远了!”魏征的聪明之处,在于他明白自己要作什么,一生进谏无数,虽然引起唐皇的反感,但从未驳斥甚至治罪,看见方法之成功。他自己成为古代进谏的典范,李世民成为古代明君的典范,李唐之初呈现贞观之治的盛世景象,这就是做良臣的好处,君臣和睦,开创大唐盛世,再看看这忠臣,虽然他们一个个忠心耿耿,但并不容易驾驭,他们拘泥于各种所谓的正统思想,在严格要求自己的同时,对皇帝也有着更高的期待与要求。他们认为,皇帝一举一动都应该符合圣人之道,不能恣意妄为,甚至连七情六欲也不能有,比这更为要命的是,许多忠臣往往自恃着正义的天平倾向自己,常常直言不讳,甚至为表忠心,侮辱皇帝也在所不惜,这样做的后果也不言而喻,皇帝是天子不假,可有时候也是要脸面,也要尊严,你们忠臣不管不顾,最后的结果,只会让皇帝下不来台,对你们也愈来愈不满,有事情明明知道是对的,却因为忠臣的言语太过莽撞,弄得下不来台,最后还要没答应,效果反而不如做个良臣?“
沈傲听了沉默了片刻,道;“如你所说,这忠臣还做不得了?“
黎丁对于沈傲从骨子里多了几分敬佩,所以才愿意对他继续言语,想了想道:“这话儿对也不对,这,忠臣与良臣虽然并不相同,但也并没有必然的界限:忠臣也可能具有良臣的能力,良臣也可有忠臣的忠心,两者一般不太好区别,但就做事的具体风格而言,忠臣重视的是事情的过程,往往宁折不弯,不计后果;良臣则务实一点,坚持原则性但往往又掺杂些灵活性。
西汉末年,王莽篡位,意欲征辟贤隐,粉饰太平。当时有两位贤士,深受王莽器重,一个是汉哀帝时光禄大夫龚胜,一个是齐人薛方。两人都不愿就征,但朝庭都欲强而起之,无奈之下,龚胜采取的是绝食式的抗争,饿至十四日才气绝身亡,薛方采取的方式则相对轻松些,只对着来使拜谢道:“尧舜在上,且有巢由,今明主方著唐虞盛德,小臣愿守箕颍高风,请善为我辞。”使人回复朝命,将事情经过告诉王莽,莽听他称颂自己,很觉惬意,倒也放他过去了。两者当时都被视为贤良,相较而言,龚胜付出的成本、代价更大些,这也是忠臣的成本与代价。南宋岳飞也是位著名的忠臣,他在绍兴年间被任为武胜定国军节度使、湖北京西路宣抚使兼营田大使时,当时湖北刑狱万俟卨以为这是一个巴结朝廷重臣向上爬的机会,悄悄向岳飞面陈拥兵自卫之计,让岳飞不顾朝廷旨命、扩充兵力、积累财帛,结交权臣,联络党羽,以图大计。岳飞听了,勃然大怒,忍不住将他痛骂一顿,使得万俟卨挟怨而去。
后来,万俟卨为报私仇,竟然为虎作伥,帮着秦桧将岳飞迫害致死,这种结果,大而言之是忠臣不容,小而言之,却也是由于岳飞为人忠直,容易得罪人的缘固。武则天时丞相狄仁杰则相对圆融得多。长寿元年正月,狄仁杰因被武承嗣、来俊臣等诬告谋反,被捕入狱。当时法律中有一项条款:“一问即承反者例得减死。”来俊臣逼迫狄仁杰承认“谋反”,狄仁杰也爽快得很,立刻承认:“反是实!”来俊臣得到满意的口供,将其收监,不复严备。狄仁杰回到狱中,暗暗地在被单上写明冤情,并通过家人上告武则天,终得辩白冤情,保全了自己,也保全了李氏大唐的江山。岳飞身死,而使北伐成为画饼,狄仁杰保全了自己,也保全了大唐的社稷,这其实也是忠臣和良臣的另外一个差别,所以黎某对于魏征与唐太宗的那番话儿很是赞同,大人浑身傲骨,又满腹学问,若能做个良臣,为朝廷,为天下做点事情,也不无不可,又何必执着于一个“忠”字呢?害了自己不说,还连累家人?“
“大人的一番话让下官好生敬佩,但大人却不明白,忠臣不赖宠而事君,孝子不怙爱而慕亲,下官并非要做什么忠臣,我这么做,只是不想对不起自己的良心吧了,昔公问于晏子曰:“忠臣之事君也,何若?”晏子对曰:“有难不死,出亡不送.”公不说(音悦),曰:“君裂地而封之,疏爵而贵之,君有难不死,出亡不送,可谓忠乎?”对曰:“言而见用,终身无难,臣奚死焉?谋而见从,终身不出,臣奚送焉?若言不用,有难而死之,是妄死也;谋而不从,出亡而送之,是诈伪也.故忠臣也者,能纳善於君,不能与君陷於难.今日陛下不愿意纳谏,下官不才,愿做一个忠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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