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二,当年朱熹鹅湖之会上,二陆主张先发明本心,然后加以博览,认为本心之性千古不变,明心功夫终究久大;朱熹则主张通过问学致知的方法,先博览而后归之约。双方各持己见,陆九龄、陆九渊并赋诗明志,讥讽朱熹格物渐修功夫为“支离”,总不免要泛观。这引起朱熹的不满。双方辩论三天,观点始终未得到统一。与会的还有临川太守赵景明,及所邀刘子澄、赵景昭(《陆九渊年谱》),另据《宋元学案》,陆氏弟子朱亨道及其兄朱济道也参加了此会。
关于鹅湖之会的详情,《语录》中有一段陆九渊的回忆,其中说:吕伯恭为鹅湖之集,先兄复斋谓某曰:“伯恭约元晦为此集,正为学术异同,某兄弟先自不同,何以望鹅湖之同。”先兄遂与某议论致辩,又令某自说,至晚罢。先兄云:“子静之说是。”次早,某请先兄说,先兄云:“某无说,夜来思之,子静之说极是。方得一诗云:‘孩提知爱长知钦,古圣相传只此心。大抵有基方筑室,未闻无址忽成岑。留情传注翻蓁塞,着意精微转陆沉。珍重友朋相切琢,须知至乐在于今。’”某云:“诗甚佳,但第二句微有未安。”先兄云:“说得恁地,又道未安,更要如何?”某云:“不妨一面起行,某沿途却和此诗。”
及至鹅湖,伯恭首问先兄别后新功。先兄举诗,才四句,元晦顾伯恭曰:“子寿早已上子静船了也。”举诗罢,遂致辩于先兄。某云:“途中某和得家兄此诗云:‘墟墓兴哀宗庙钦,斯人千古不磨心。涓流滴到沧溟水,拳石崇成泰华岑。易简工夫终久大,支离事业竟浮沉。’”举诗至此,元晦失色。至“欲知自下升高处,真伪先须辨只今。”元晦大不怿,于是各休息。翌日二公商量数十折议论来,莫不悉破其说。继日凡致辩,其说随屈。伯恭甚有虚心相听之意,竟为元晦所尼。(《陆九渊集》卷三十四《语录上》)
回忆中详述了鹅湖之会前二陆相互切磋,意见基本达成一致,以及赋诗明志的经过,略述了会上以陆九渊、陆九龄为一方,朱熹、吕祖谦为另一方讨论三天的过程。陆九渊认为,会上,吕祖谦对他与九龄的意见有虚心听取之意,但其观点竟限于朱熹的影响而不能拓展。
又据《陆九渊年谱》,朱亨道书曰:鹅湖之会,论及教人。元晦之意,欲令人泛观博览,而后归之约。二陆之意,欲先发明人之本心,而后使之博览。朱以陆之教人为太简,陆以朱之教人为支离,此颇不合。先生更欲与元晦辩,以为尧舜之前何书可读?复斋止之。(《陆九渊集》卷三十六《年谱》)
二陆主张“易简工夫”,是以确认先天心性为前提的。其所谓“孩提知爱长知钦,古圣相传只此心”和“墟墓兴哀宗庙钦,斯人千古不磨心”的诗句,都是表明先确立“心”本体,以心为一切道德价值根源的观点,主张由“明心”而扩展到读书问学的。二陆把“心”当作人生代代相传、永不磨灭的道德本体,认为千古圣人只是以心相传,不用传之文字,所以陆九渊更欲与朱熹相辩,以为“尧舜之前何书可读”。这说明他认为朱熹的“支离”,不仅在于方法的不简易,而且在于没有找到道德价值的真正渊源——人心本体。
鹅湖之会后三年,朱熹才和陆诗说:“德业流风夙所钦,别离三载更关心。偶携藜杖出寒谷,又枉篮舆度远岑。旧学商量加邃密,新知培养转深沉。只愁说到无言处,不信人间有古今。”(《陆九渊年谱》)诗中的“只愁说到无言处,不信人间有古今”一句,不仅婉转地批评陆学“脱略文字,直趋本根”(《朱文公文集》卷四十七《答吕子约》十五)的为学方法,也点出了陆氏心学的本体乃“不依文字而立者”。这恰可以看作朱熹对鹅湖之会上二陆所主张的心学思想,及陆九渊“尧舜之前何书可读”这一问题的回应。说明鹅湖之会及会后,朱陆双方都已开始意识到,在工夫问题背后,他们之间还存在着关于本体的分歧。
自此后,两人算是分道扬镳了,陆九渊官位不算显要,学术上也无师承,但他融合孟子“万物皆备于我”和“良知”、“良能”的观点以及佛教禅宗“心生”、“心灭”等论点,提出“心即理”的哲学命题,形成一个新的学派——“心学”。天理、人理、物理只在吾心中,心是唯一实在:“宇宙是吾心,吾心便是宇宙”,认为心即理是永恒不变的:“千万世之前,有圣人出焉,同此心同此理也;千万世之后,有圣人出焉,同此心同此理也。”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往古来今,概莫能外。陆九渊认为治学的方法,主要是“发明本心”,不必多读书外求,“学苟知本,六经皆我注脚”名扬天下,与朱熹的理学分庭抗礼,可以说是一大怪事。
杨溥用陆九渊这番话,间接的道出了这番恩怨,表明当年的朱熹也容许心学的存在,今日杨峥不过是说了一个格物的逻辑学而已,你们如此阻止,莫非你们的学问,比当年的朱熹还要高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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