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书是亚里士多德的逻辑论文的汇编。逻辑和语言一样,平时感觉不到它有多重要,而只有在思想混乱一团时才感到其必不可少。逻辑是整理思想和知识的框架,没有它,理论和科学都无从产生,曾鹤龄等人毕竟是大明一等一的人才,目光还是有的,逻辑学的好处其实用不着他多说,凭着他们的才学是能体会得到的,这就是大明士大夫的好处,对于学问,始终抱着上下求索态度,而杨峥也得感谢这种态度,正是这种态度,让他以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的方式,将逻辑学渗入了这股风气当中,他相信自己今日注入的这股风气,很快就掀起怎么样的风波,他现在要做的就是趁着这股风波,尽快整理自己书籍,让风波变成风浪,那时他的目的就也达到了。
好在三年前,他也来这个时代的时候,除了一身另类的衣服外,倒也带了几本那个时代的书籍,比如《金ping梅》啊,《西游记》之类的,最奇怪的竟有几本《范畴篇》、《解释篇》、《前分析篇》、《后分析篇》、《论题篇》、《辩谬篇》的逻辑学的数,还有,《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光学》以及唐顺之、戚继光等兵书巨著,当时没在意,如今一想,也亏得当日带来了,要不然还真不知该如何应付这帮好学的天之骄子。
这一日的风波果然如杨峥所料,他的逻辑学先在翰林院被人四处传说研究,然后短短一天的功夫,就传到了庙堂之上,那些言官平日里诵读就是朱程的理学长大,从而做官,对朱熹的理学可谓是奉为经典,哪里容得别人说三道四的,立即开始弹劾,这个说理为太极,是天地万物之理的总体,即总万理的那个理。
“太极只是一个理字”。太极既包括万物之理,万物便可分别体现整个太极。这便是人人有一太极,物物有一太极。每一个人和物都以抽象的理作为它存在的根据,每一个人和物都具有完整的理,即“理一”。
气是朱熹哲学体系中仅次于理的第二个范畴。它是形而下者,是有情、有状、有迹的;它具有凝聚、造作等特性。它是铸成万物的质料。天下万物都是理和质料相统一的产物。朱熹认为理和气的关系有主有次。理生气并寓于气中,理为主,为先,是第一性的,气为客,为属,为第二性,理就在这儿,无须什么逻辑学让世人明此真实之理,而于明悟为用,推论为梯。读之其旨似奥,而味之其理皆真,诚为格物穷理之大原本哉!认为杨峥的逻辑学是蛊惑之语,不应该让杨峥担任翰林院掌院一职。
另一个则说理依气而生物,并从气展开了一分为二、动静不息的生物运动,这便是一气分做二气,动的是阳,静的是阴,又分做五气(金、木、水、火、土),散为万物。一分为二是从气分化为物过程中的重要运动形态,所以朱子认为由对立统一,而使事物变化无穷。他探讨了事物的成因,把运动和静止看成是一个无限连续的过程。时空的无限性又说明了动静的无限性,动静又是不可分的。这表现了朱熹思想的辩证法观点,动静不但相对待、相排斥,并且相互统一,所以根本不需要什么逻辑学来辩论!“
最后不少老学究也认为,认为“天地之性”或“天命之性”专指理言,是至善的、完美无缺的;“气质之性”则以理与气杂而言,有善有不善,两者统一在人身上,缺一则“做人不得”。与“天命之性”和“气质之性”有联系的,还有“道心、人心”的理论。朱熹认为,“道心”出于天理或性命之正,本来便禀受得仁义礼智之心,发而为恻隐、羞恶、是非、辞让,则为善。“人心”出于形气之私,是指饥食渴饮之类。如是,虽圣人亦不能无人心。不过圣人不以人心为主,而以道心为主。
他认为“道心”与“人心”的关系既矛盾又联结,“道心”需要通过“人心”来安顿,“道心”与“人心”还有主从关系,“人心”须听命于“道心”。朱熹从心性说出发,探讨了天理人欲问题。他以为人心有私欲,所以危殆;道心是天理,所以精微,天理就在理里面,无须依赖于公里、推理规则和定理的客观真理,所以杨峥的逻辑学不学也罢!“
在一片的声讨声中,三杨中杨溥有些看不过去,站出来大声道:“科举取士久矣,名儒钜公皆由此出。今为士者固不能免此。然场屋之得失,顾其技与有司好恶如何耳,非所以为君子小人之辨也。而今世以此相尚,使汩没于此而不能自拔,则终日从事者,虽曰圣贤之书,而要其志之所乡,则有与圣贤背而驰者矣。推而上之,则又惟官资崇卑、禄廪厚薄是计,岂能悉心力于国事民隐,以无负于任使之者哉?从事其间,更历之多,讲习之熟,安得不有所喻?顾恐不在于义耳……?“这段话是说,多少年来,科举制沿袭下来,使为学问者都不能免此。然而科举取士的标准,是看其做文章的技艺如何,及是否投有司之所好。这样,它引导人们习尚的只是对技艺的追求和唯利是图的风气。像这样,怎么能不使人“喻于利”,又怎么能不与圣贤的教导背道而驰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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