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峥此时悄无声息的融入逻辑学,莫不是希望在大明不久的将来,能带来一场文艺的复兴。
他知道在这个时候,由于信仰***教的奥斯曼帝国不断入侵东罗马(拜占廷),东罗马人带着大批的古希腊和罗马的艺术珍品和文学、历史、哲学等书籍,纷纷逃往西欧避难。一些东罗马的学者在意大利的佛罗伦萨办了一所叫“希腊学院”的学校,讲授希腊辉煌的历史文明和文化等。这种辉煌的成绩与资本主义萌芽产生后,其优越性与黑暗的比较,使得人们追求的精神境界是一致的。于是,许多西欧的学者要求恢复古希腊和罗马的文化和艺术。这种要求就像春风,慢慢吹遍整个西欧。文艺复兴运动由此兴起。
其实今天的西方世界,其人文精神与国家制度,无非就是古代希腊与罗马时代的复制而已,意大利的文艺复兴时代,除了增加了先进的科学技术外,和古希腊城邦时代没什么区别。也就是说,如果希腊或罗马的时代多延续一些时间,人类会更加进步。这在东西方都是一样的,除非科学技术压倒性的优势,否则高等文明往往会被低等的征服,等到这些低等文明再发展起来,已经不知道过了多少时间。
日耳曼蛮族进入罗马只会去掠夺财富,就像十字军进入君士坦丁堡和耶路撒冷一样。所谓资产阶级,就是生意人而已,做生意,交换物品,从人类的食物吃不完就已经出现了。这些生意人走遍当时的已知世界,开拓了视野,了解到不同文明之间的差异,明白了世界不是只有一种声音,人文主义复兴已经不可避免,中国文明发展数千年,到大明的时候,可以说已经成熟,差的只是一个切入的机会而已,而他就要给这个机会。
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是一个崭新而严谨的新领域,他有严谨的体系,概念和范畴、判断和命题、证明和谬误等等,进行了科学的阐述,可以说逻辑学是一门论证学问的工具,这个问题,亚里士多德也注意到了,所以他将这门学科命名为《工具论》,此后,他将学问的论证,分为‘从个别到普遍的归纳’和‘从普遍到个别的演绎’两个过程。他肯定前者,认为归纳法是有说服力的,也便于学习和使用;但是更着重研究和总结的是演绎推理,并总结了推理的三段论法,简单说便是‘如果甲是乙,且乙是丙,那么甲也是丙。’
这个看似简单的推导过程,其卓越意义在于,将人的思维推理过程总结成这样一些抽象符号,更便于通过严密的逻辑推理,研究其内在的规律姓;而且他系统地对论证过程中可能发生的谬误,进行了分析和分类,归纳出十三种发生谬误的情况,这对于教给人们进行严谨的思维推理,是具有非凡意义的。
因为通过逻辑推理得出来的结论,是客观且经得起考验的……它既具有经验基础,同时又读力于经验——是依赖于公理、推理规则和定理的客观真理;而且这种真理的本质也是普遍必然的,它揭示的是事物的普遍本质的。
对于欧洲的文艺来说,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功不可没,造就了一系列的科学革命,让一直领先的中国,开始落后于西方,可以说正是这场逻辑学带来的功效,他让世人在通过辩论之余,获得对未知领域的真理的认识,以事实说话,无疑是最有力的话语权,
这无疑是更客观、更少争议、更易懂得、更易传承的认识方法,也是科学体系建立的基础,有了这个基础,杨峥相信大明的将来,必然是辉煌的时代。
独自思索了这一会儿功夫,众人已经开始对这个学问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这也难怪,杨峥在选择逻辑学的时候,就打上了格物穷理的幌子,而对于朱熹的学说,不管是喜欢的,不喜欢的,都抱着好奇的心里来窥觊一番,而这正是也杨峥要的效果。
“穷究事物道理,致使知性通达至极。“格,至也。物,犹事也。穷推至事物之理,欲其极处无不到也。”“所谓致知在格物者,言欲致吾之知,在即物而穷其理也。盖人心之灵,莫不有知,而天下之物,莫不有理。惟于理有未穷,故其知有未尽也。是以《大学》始教,必使学者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以求至乎其极。至于用力之久,一旦豁然贯通,则众物之表裏精粗无不到,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矣。此谓物格,此谓知之至也。”、“故致知之道,在乎即事观理,以格夫物。格者,极至之谓。如“格于文祖”之格,言穷之而至其极也。“
曾鹤龄大声道:”朱子所说的事物,包括自然界的事物,但主要是社会事物,包括读书和待人接物。比如考察如何孝顺父母,如何忠诚于君主等等。陆九渊和王守仁认为,心既然是理的凝聚,心也就是理,因此,要认识理,不必去考察外界事物!这与大人所言似有不同吧?“
杨峥笑道:“自是不同,世人皆欲得圣贤之道,然多侈谈虚无,诧为神奇,是致知不必格物,希顿悟为宗旨,而流于荒唐幽谬,其去真实之大道,不亦远乎?本官今日要说的是让你们通过去推理,去伪存真,认清楚事物的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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