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响应袁绍、起兵讨董之事，戏志才诸人各有见解。
讨董是件大事。
不但关系到荀贞本人，也关系到他这个政治小集团的整体利益，因而，除了戏志才，荀攸、许仲、荀成、辛瑷、程嘉、姚昇，包括刘备等人也都被荀贞召来了。
戏志才等人作为荀贞的亲信，他们是知道的，荀贞一直有讨董之意，当日在洛阳时，荀贞就是“主战派”，或称之“强硬派”，就曾多次建议袁绍应当立即起兵讨董，但当时“在洛阳起兵讨董”和现下“由州郡起兵讨董”却是两件完全不同的事情。
用姚昇的话说：“今之形势较之当日，已大不同矣！”
“有何大不同？”
“明公这是在明知故问了。”
荀贞确是在明知故问，但讨董是件大事，他和姚昇知道如今的形势已和当日不同，荀攸、戏志才等也能看出来，可许仲、刘备等接触政治少的可能却还不知，所以他需要姚昇把这个“大不同”说出来，以使在座诸人皆心中有数，他笑道：“何来明知故问？叔潜，你就直言吧。”
“明公既固问之，我就说一说我的陋见吧。以我之见，现今与当日形势的不同有二。”
“第一是什么？”
“当日董卓初入京，麾下兵卒不多，而刚才听明公讲现今的洛阳形势，董卓却是已经一揽兵权，故执金吾丁原部、故大将军部、故车骑将军部，加上部分北军、西园的将校兵士，以及董卓已然入京的本部主力，粗略计之，恐不在十万众之下，这十万众可不是黄巾，而是甲械精良，并且大多是经过战阵的精卒，又据洛阳之雄城，环有八关之隘险，这和当日董卓初入京时兵微将寡、立足未稳、易於取之的形势相比，已是天翻地覆之变，讨之将大不易也。”
“其二呢？”
“董卓初入京时，不过一‘并州牧’，现今却已是朝堂‘司空’，独擅朝权、操纵汉家，纵其欲行废立之事，也是朝廷之事、汉家之事，该是由朝中诸公决之。当日董卓初入京时，袁本初以司隶校尉之尊、以袁氏之贵而不敢击之，现在他挂印北遁，一介白身矣，却又打算起兵讨董，这是什么？这是逆犯朝纲！冀州牧韩馥是袁家的故吏，纵便是有他的支持、响应，这也是‘以州郡而犯神京’！名不正、言不顺，以我愚见，天下郡国虽众、袁氏虽贵，而肯从袁本初者怕却也会不多，即使再有明公、有张孟卓、有曹孟德诸人相助，此事亦难成也。”
姚昇的这两个“大不同”分别是从军事、政治这两个角度分析的。
军事这方面，西园八校尉部是刚组建不久的新军，战斗力可能不强，北军荒於武事，战斗力本来也不强，但到底前几年跟着皇甫嵩、朱俊、卢植击讨过黄巾，却也是经历过大规模的战阵了，战斗力有了提升，更就别说董卓的本部和丁原的并州兵，这两支人马都是善战精卒。
就如姚昇的分析，董卓现掌控的军队大约十万上下，这十万步骑中有七八万都是经历过战阵的敢战老卒，绝对是一支雄厚的军事力量，再加上有八关之固、有地利之便，击之确实不易。
政治这方面，董卓初入京时，是并州牧，是个外臣，现在他是司空，已是中央朝廷的三公之一，司空“掌水土事，凡郊祀之事，掌扫除乐器，凡国有大造大疑、谏争，与太尉同”，换言之，董卓已有了名正言顺的议论朝政之权，他现在想废立天子，即使这会引起很多人的反对，可归根结底，这件事却也是在“行政的程序”中的。
就像姚昇说的，不管这件事的本质是什么，只从表面来看，这毕竟是“朝廷之事、汉家之事”，是“该由朝中诸公决之”的，你袁绍不答应，你挂了印，你连司隶校尉都不是了，你现在只是一介白身，却要跑去冀州搞起兵讨董，这不是“逆犯朝纲”是什么？
所以他推断：“天下郡国虽众、袁氏虽贵，而肯从袁本初者怕却也会不多”。
一方面是董卓兵强将勇、占地利之便，一方面是袁绍“理亏”，响应他的地方郡国可能会不多，那么讨董这事儿显然是难成的。
荀贞点了点头，心道：“姚叔潜的话倒是没错。”
他从后世穿越来的，知道讨董的经过，所以虽然现在还没开始起兵讨董，却也知道姚昇的分析、判断是完全正确的。
首先，在原本的历史上，促成讨董这件事的固是袁绍等人，可真正起到讨董的关键推动作用的却是桥瑁，要非是桥瑁的“诈作三公移书，传驿州郡，说董卓罪恶，天子危逼，企望义兵，以释国难”，没有他“诈以三公为名，呼吁州郡起兵”，拿出“三公”来做“讨董”的政治号召，袁绍再能耐，讨董这事儿也不一定能做起来。
其次，即便是有了桥瑁的“诈作三公移书”，响应袁绍起兵的那些州郡长吏们也不多，只有十来人，而且这些人大多是和袁绍关系紧密的人，袁绍、袁术、袁遗三人不说，都是袁家子弟，韩馥是被迫的，其余的那几个如孔伷、桥瑁、刘岱、王匡、张邈、张超、鲍信、曹操等，则要么本就是袁党中坚、要么是一向和袁绍交情极佳、又要么是早就依附袁绍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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