赚钱这种事,下到贩夫走卒,上至朝廷命官,谁都不会觉得多赚一点有什么不好的。特别是当大笔钱财能够自动流入自己的口袋,而且这来源还是合法的,能够抵抗这种诱惑的人就更少了。想当年通判王元也曾是一腔热血要做大明铁面判官的有志青年,但在社会现实的打磨之下,棱角也在做官的过程中慢慢消失了。
如今王元跟海汉合作的生意做得风生水起,银子源源不断地通过各种渠道进到他的名下,而且由他直接或间接经营的产业规模也越来越大了。这种商业经营上的成就感与做官有所不同,在王元看来做官这条路终究是有上限的,背景、实力、机遇缺一不可,像他到了目前的职位想再往上走就十分困难了,哪怕有海汉在背后撑腰加持,他一时半会儿也很难够得着更高一级的位子。
但经商就不一样了,只要操作得当,经营规模可以不断扩展下去,事业范围甚至都不会受到国界的限制,这对在官场上混了半辈子的王元来说实在是一种新奇的体验,甚至让他感受到了久违的刺激。王元如果现在辞官不干了,他从与海汉人交往中所学习到的商业经验,也足以让他成为一位成功的商人了。
石迪文想通过他去把浙江布政使王畿拖下水,这在王元看来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如果海汉人迟迟没有这个动作,王元反而会觉得不合情理。石迪文以前不止一次跟他提过,海汉肯定不会公然入侵大明,但在必要的时候会设法笼络地方高官,以便保证海汉在大明境内的各种产业和收益能够稳定安全。
以王元的职位,自然已经算得上是地方高官了,搁在穿越者原来生活的时代,就相当于是分管某些领域具体工作的常务副市长。在杭州境内,王元还是具有相当大的影响力,就算是知府何冠之,也不敢轻易招惹他。不过对于海汉来说,仅仅只是控制州府一级的官员还并不足以实现长远的规划,各省主管行政事务的布政使自然便成为了首选目标。
浙江布政使王畿能通过王元这条人脉搭上线,石迪文自然是不会放过,不管最终能不能跟王畿谈成合作,但至少要朝着这个方向去努力。实在不行也要留个口子在这边,之后再让施耐德或者宁崎这种擅长谈判的执委跑一趟浙江,亲自跟王畿接触。
当然在此之前,石迪文也特地发电报回三亚,向执委会申请谈判所需的各种特殊条件。要收买省级高官,总得要拿出些能够打动对方的好处才行。而执委会在这方面也给予了石迪文比较大权限,经济方面几乎不设上限,只要石迪文觉得值就行。除非对方提出的条件涉及到海汉今后的政治立场,其他的条件基本上都可由石迪文一言而决。
从执委会讨到了足够大的权限,石迪文这才来到杭州,让王元替自己安排与布政使王畿的会晤。王元办事效率倒也颇为不错,石迪文在杭州只等了一天时间,便已经有了回音,王畿答应在杭州城以北的天目山山脚下一处宅院与石迪文见面。
这个会面地点是由王畿主动提出的,石迪文细细一品,觉得此人果然是有些门道。首先对方不愿在杭州城内以官方身份会面,而是安排在城外某处私人地方,就说明了王畿谋虑颇深,不管海汉这边要谈合作谈条件,那也都是私人性质,王畿所说的任何话也不代表大明官方。其次这地方安排在城北,远离海汉相对更容易控制的钱塘江沿岸,未尝不是没有对石迪文的防备之心。若是有什么突发状况,参与谈判的海汉人必须要绕过半个杭州城,才能重新回到他们熟悉的水上,这样王畿就给自己留出了充分的反应时间。
不过石迪文倒也不担心王畿会跟自己玩什么花样,大明与海汉建交的消息,王畿这个层级的官员肯定已经收到风声了,在这个节骨眼上跟海汉发生冲突,也没法跟朝廷作出交代。所以石迪文很爽快便答应了王畿提出的条件,两天后在对方指定的地方会面。
海汉这边需要为这次会面做的工作其实也不少,安全部的外勤小组专门来回走了两趟,确定往返该地点的路线,以及万一途中发生状况,要如何护送石迪文安全撤离的紧急路线。此外其他部门也都要提前做好应付突发状况的准备,特别是石迪文离开舟山之后,相关的工作几乎都下放到归化籍官员的头上,到时候万一联系不上身在杭州的石迪文,各部门也还是得照常运作下去才行。
石迪文只有两天时间来安排这些事情,而且他现在在杭州回不去,工作上的大部分事情就只能隔空安排。好在他从舟山出发之前便已经提前安排好了大部分的工作,如今只需要再进行细微的调整就行了。在这期间他甚至还抽空见了几批与海汉有贸易往来的本地商人,谈定了几笔交易量较大的买卖。
石迪文在钱塘江畔的海汉商栈里不慌不忙地会见本地商人,这些情况自然有人回报到王畿那里。对于石迪文表现出来的淡定,王畿倒也稍稍放松了一些,他认为海汉人约见自己或许是跟建交一事有关,要重新核定浙江这边的通商事宜,但既然对方表现得没有那么急切,说两天后就答应了两天后再会面,那王畿也乐得多一点时间来为这次的会晤做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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