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底是不是被冤枉的,去看看尸体就能知道。
现在的问题是杨宝佑如果不是凶手,一时半会儿又抓不到真凶,怎么才能证明他无罪,怎么才能避免一起冤假错案。
韩均接过鼠标,再次调出杨宝佑照片,淡淡地问:“办案人员走访询问了解到什么情况?”
“案发前两天,被害人因两家之间的灌溉渠年久失修,往南也就是往她家宅基地移了十几厘米,与杨宝佑发生激烈争执。吵得很厉害,周围邻居都知道。”
农民对土地十分看重,尤其两块地之间的地垄,常常成为邻里矛盾的导火索。
韩均是农民的儿子,在农村长大的,这种事见多了,一脸不解地问:“水渠坍塌,宅基地面积减少,应该去找打水放水的,或者找村干部,她怎么会跟杨宝佑吵起来?”
邓南晴苦笑着解释道:“杨宝佑就是负责她们那一片灌溉的,水泵安在两家之间的小河边。另外两家关系说好不好,说坏也不是特别差。常因为一些鸡毛蒜皮的事,吵得面红耳赤。两家有什么事情呢,又相互来往。
比如杨宝佑妻子得癌症去世,杨宝佑60岁,杨宝佑二儿子40岁,杨宝佑大孙女考上大学请客,被害人不仅去了,而且借碗、借方桌、借凳子,晚上还让杨家离得比较远,回去不太方便的亲戚借宿。
另外被害人的儿子,可以说是杨宝佑孙女帮着带大的。小时候常在杨家玩、在杨家吃;被害人家有什么事也叫杨家人,杨家人多,甚至要专门准备一桌酒菜。”
韩均理所当然地说道:“好亲不如近邻,我们老家一样,不管平时吵多凶,有事都给面子、都送人情,抬头不见低头见,极少有那种老死不相往来的。毕竟老一辈有矛盾,小一辈还要相处。”
邓南晴同样认为不能光凭这一点就断定杨宝佑有杀人动机,低声道:“杨宝佑两个儿子一个在县城买房,一个在镇里买房,大孙女又考上大学,日子过得比较红火。而十年前,因为孩子多、负担大,杨家经济条件远不如吴家。
十年河东、十年河西,差距一下子拉这么大,村民反应陈夕凤非常妒忌,两家关系大不如以前。尤其案发前一两年,常因为一些鸡毛蒜皮的事跟杨宝佑吵。但又像您刚才说得一样,吵完没过几天又说话。”
“她应该没上几年学吧?”
“小学没毕业,没什么文化。”
想到小时候老家有一个“吵遍全村无敌手”,连村干部都绕着走的妇女,韩均又问道:“她在家是不是很强势,丈夫是不是对她言听计从?”
“是的,很强势,同时很能干,一个人种十几亩地,很多大男人都不如她。”
“公公婆婆呢”
“公公几年前病逝,婆婆健在,婆媳关系很紧张。陈夕凤对她意见非常大,认为老人偏袒老二,偏袒小姑子,不帮她干农活,不帮她带孩子,不在一起住,平时不怎么来往。”
姜怡冷不丁来了句:“不孝顺!”
韩均回头看了她一眼,面无表情地说:“很多事情不是你想得那样,谁不想做孝子,谁不想做孝顺媳妇,谁希望被人戳着脊梁骨?在农村,孝顺不仅要长辈值得晚辈去孝顺,同时要有孝顺的资本。如果日子都过得紧巴巴的,日出而作、日落而归,忙得连饭都吃不上,累都像狗一样,你让她怎么去孝顺?”
“师傅,您同情她?”
小时候日子过得太苦,韩均不由想起早不在双亲,想起跟母亲一样吃苦耐劳的姐姐,意味深长地说道:“我同情所有付出很多,却没得到应有回报的农民。他们想赚点钱太难,饿是饿不着,但不能生病,不能遇到什么事,不然日子真没法过。”
因病返贫的例子屡见不鲜,这个话题太沉重。
夏莫青接过话茬,若有所思地说:“材料显示每次矛盾几乎都是陈夕凤挑起的,杨宝佑虽然没忍气吞声,每次都针锋相对跟她吵,但可以算受够了被害人的窝囊气,从这一点上看,他是有作案动机的。”
韩均不会轻易下定论,似笑非笑地问:“测谎结果怎么解释?”
“谎话说一万遍就会变成真话,自我催眠,自己哄自己,测不出来并非没有可能,现实中有这样的案例。所以心理测试结果只能作为参考,不能作为证据。”
夏莫青顿了顿,继续说道:“另外这个案子有其特殊性,被害人前额的伤很轻微,仅造成一小块淤青,颅骨没受损,连皮都没破,换言之,她是摔死的。嫌疑人完全可能基于这一点,感觉很坦然,拥有其他命案嫌疑人所没有的心理素质。”
邓南晴补充道:“其他村民不可能作案,外来人员流窜作案的可能性近乎为零,案发现场提取到杨宝佑足迹和指纹,杨宝佑又承认其偷用过钉耙。天底下没那么多巧合,这个说法很难让人相信,所以专案组认为是他干的。
考虑到致命伤在后脑勺,同时为了尽快结案,第三次移交检察院时不再以故意杀人,而是以故意伤害罪移交起诉。检察院顶着压力再次打回去了,再次要求县局补充侦查。从故意杀人变成故意伤害,再到三个月前的意外致人死亡,罪名一次比一次轻,杨宝佑一次又一次不承认,坚称他是被冤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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