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处长,八室是专门监察中南六省的,权大着呢。您干嘛跟他们抬杠,我们办完案就走,用不着得罪人。”
刚走进房间夏莫青就愁眉苦脸地埋怨起来。
韩大处长关上门,翻出警服,轻描淡写地说:“京官怎么了,京官就能给别人脸色看?我们是来帮忙的,是他们的客人,应该受到礼遇,而不是被呼来喝去。”
李国峰刚才是有些盛气凌人,搞得像多大领导。
想到连省领导对处长都客客气气,哪受过这脸色,夏莫青不禁问道:“处长,这么说他没能给您一个下马威,倒被您来了个下马威。”
“算不上下马威,就是提醒了一下,我们不是他们下属。”
“然后呢?”
“然后见到一个说了算的,姓孟,好像是一个副主任。女的,比较通情达理,确定了一下相互之间的关系,简单了解了下案情。等她们审完我们审,我们审完就走,去东名实地调查,不跟她们掺和。”
“您不喜欢这儿?”
“知道的越少,麻烦越少。有个罪名叫什么泄露党和国家的机密,党的文件一份没看,跟我扯不上任何关系。这里是军营,她们又是中纪委的,从头到脚、从里到位全国家机密。我有老婆有孩子有家庭,犯不着自己给自己找麻烦,所以离她们远点好。”
谁都知道余高官是他的靠山,谁都知道政法委彭书记和康高官跟他关系好。铁打的衙门流水的官,谁也不知道三位省委常委会不会失势。
人无远虑,必有近忧。
夏莫青赫然发现他考虑得很全面、想得很远,不然绝不会如此谨慎。
事实上她想多了,韩大处长只是不太喜欢纪委这个部门,认为刑事案件应该交给公安部门办,贪污腐败应该由检察院反贪局查处。更重要的是,张琳和瑶瑶去香港他不太放心,想早点把活儿干完跟家人团聚,一分钟也不愿意在这个荒山野岭多呆。
进卫生间换上警服,去餐厅吃了点饭,李国峰通知他们可以去审了。
嫌疑人在后面一栋小楼里,戒备比前面更森严,不仅有荷枪实弹的士兵,而且随处可见监控摄像镜头。
涉事官员接受24小时监控,要在房间里接受没完没了的盘查,毫无自由可言。房间墙壁用海绵等特殊材料制成,既隔音又能防止他自杀或自残。
贪官怕“双规”,这里条件虽然比看守所不知道好多少倍,据说伙食都比办案人好,但谁也不愿意来这儿。张贵洋很憔悴,看上去有六十岁,面对几个从未见过的警察,显得有些不知所措。
李国峰坐到一边,提醒道:“韩处长,开始吧。”
赖在这儿不走,难道我们会刑讯逼供?
韩大处长懒得再跟他计较,干咳了一声,不紧不慢地说:“张贵洋,警察办案跟纪委不同,我们眼里只有嫌疑人和被害人,所以只能直呼其名。你习惯也好,不习惯也罢,反正我们不会有第二个称呼。”
韩均亲自审,常乐坤做笔录,夏莫青和“801”唯一的犯罪心理学家詹升荣负责观察,分析其有没有说谎。
这么年轻的“白衬衫”,张贵洋有些意外,但现在不是好奇的时候,也没心情好奇,脱口而出道:“我没杀人,小赵不是我杀的。”
“不是你杀的尸体怎么会出现在你房子里?”
“担任副市长和市长时得罪过很多人,肯定是有人想报复,故意杀人嫁祸。”
不假思索,对答如流,一脸无辜。
韩均无法判定到底是不是他杀的,托着下巴道:“张贵洋,有人想报复很正常,可是故意杀一个人嫁祸你就有些说不通了。首先,他跟你要有多大仇?其次,他既然能对一个无辜女孩下得去手,为什么不直接杀你?”
张贵洋被问住了,愣了好一会儿才如丧考妣地说:“我不知道,什么都不知道,反正小赵不是我杀的。”
“好吧,我们换个话题,说说你是怎么认识她的。”
“四个多月前,参加市里一家房地产公司搞的一个奠基活动。活动快结束时,小赵突然跑过来说她跟我是老乡,一直很尊敬我,看到我很激动。听口音确实像从老家过来的,我们聊上了。”
韩均趁热打铁地问:“聊了些什么?”
已经到这个份上了,没什么不能说的,况且已经说过无数次。
张贵洋暗叹了一口气,一脸追悔莫及地说:“我问她多大,在哪儿工作。她说21,在师范学院念大四。我问她怎么会参加奠基仪式,她说她在房地产公司兼职,利用业余时间帮着推销房子。见她长得挺漂亮,又是老乡,刚准备管她要电话,她突然有事跑了。”
“就这些?”
“就这些,当时有很多人,你们调查一下,参加活动的人可以给我作证。”
“名字呢,不可能连名字都不留吧?”
“她说过,我忘了,实在记不得。而且每天接触的人太多,我养成只记姓不记名的习惯,管她叫小赵。”
领导就是领导,连别人名字都懒得记。韩均捋了捋他刚才所说的这些情况,接着问:“说说第二次见面。”
张贵洋很配合地交代道:“过了大概二十多天,我在路上等绿灯时碰到她,应该是她先看见我的,她也在等绿灯,敲了敲窗户,挥手跟我打招呼。看她是步行,我车上又没人,就让她上车,准备捎她一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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