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战国以前臣下奏谏陈词,都用上书的名称。古代“言笔未分”之时,不分君臣,互相来往都用书,秦虽改书为奏,但因为离古代还不太远,所以仍然有人用书。动静最大的应该算是汉代的缇萦上书,名医淳于意为使自己专志医术,辞去官职,不营家产,长期行医民间,对封建王侯却不肯趋承。赵王、胶西王、济南王、吴王都曾召他做宫廷医生,他都一一谢绝了。因常拒绝对朱门高第出诊行医,被富豪权贵罗织罪名,送京都长安受肉刑。其幼女淳于缇萦毅然随父西去京师,上书汉文帝,痛切陈述父亲廉平无罪,自己愿意身充官婢,代父受刑。文帝受到感动,不仅宽免淳于意而且废除肉刑。此后这种文体就一直流传了下来,只是用的甚少,到了唐代偶尔用“书”作为外交文书的一种。唐代以后就很少使用。但也不是不用,偶尔有几个御史需要壮大声势的时候,还是会拉着一帮官儿来个上书,当然了这种事也不能次次用,毕竟涉及的人数太多,一旦皇帝顶住压力,硬是咬牙不理会,这事儿也就没意思了,况且激怒了皇上带来的罪责可是人人有份,风险不小。所以极少有官儿这么做。
杨峥身为首辅,按说用不着这么做,可碰上了刘球这等一根筋也不好硬着推脱,先不说推得推掉,就说以刘球今时今日的名望,一旦自己不答应的事情传扬了出去,自己的名声毁了不说,弄不好还毁了自己先前苦心经营的局面。
”大人不妨先看看!”陈循略有深意地看了一眼杨峥开口说道。
杨峥哦了声,忙将那奏章给接过,其实这奏章他看过,数日前就送到了内阁,大概的意思是说,古代圣王不做无益之举,所以心正而上天不反对他。臣愿陛下勤于御临讲经筵,引进一些儒臣,来讲解追求至上之道,务必使学问功夫到家,理性和欲望判然可分,这样则圣心正而天心自顺。政令出自陛下自己,则权力就不会下移。太祖、太宗每天临朝三次,经常把大臣召到便殿处理百政,权力归总于上。陛下已登基九年,对于事体已经逐渐熟悉,愿陛下遵守二圣的成规,恢复他们亲自裁决政事的做法,使权力归一。
古代选择大臣,必定先询问身边的人,以及大夫、国人。大臣犯有过失,虽犯到大辟之罪也不用刑具处决,只将他赐死。现在选用大臣不曾都出于公论,到他们有了小的过失,便加以桎梏,拷打他们。但过了不久,又给他们复职,这很不是待大臣之礼。从今以后选择任用大臣,应使公论感到满意。大臣有小过,则放过不问。果真是不可原谅,也要交给法律部门定罪,让他们自作打算。不要动辄就抓起来,以便不违背他们供奉天职之意。
如今的太常,也就是古代的秩宗,一定要选得清明谨慎、熟习礼法的大臣,然后才可与神明沟通。如今太常寺正卿佐官都出缺,应选择儒臣,使他们掌管这一职务。
古代出巡考察行狩,目的是为了考察官吏得失,询问民间疾苦。两汉、唐、宋鼎盛时期,都多次派遣使者巡行郡县,洪武、永乐年间,也曾实行过。现在已久不这么做了,所以官吏多贪污残暴,民不聊生,而军卫之中尤甚。应选择公正廉明能干之臣,派他们分别巡行天下。
古代君主不亲自审理刑狱,一定要交付理刑官,是因为担心会凭自己的喜怒而在定刑时有所轻重。近来法律部门所呈上的案件,多是奉了敕令增减轻重。法律部门不能坚持原则上奏,到审讯别的囚犯时,又观望圣旨以为轻重,因此百姓多受冤枉,应该让他们各司其职。至于运转输米等作法,都不是古法,尤其应该废除。
《春秋》对于营造建筑工程,都加以记载,是告诫后人不要烦劳百姓。京师修建已五六年了,说是不烦劳百姓,但却役使士兵,难道军人不是国家赤子吗?况且工程多已完工,应该停工以解除人民的压力。
各地水旱灾害发生,有关官员既不赈济救灾,又不请减免租税,有的还是徒事虚文而已。应令户部定期赈济,量加减免租税,使百姓不至于失业。
麓川连年用兵,死亡十分之七八,军费开支和封赏的爵位不可胜计。现在又派蒋贵远征缅甸,责成他们献出思任发。即使真的擒拿回来,不过是悬首于通衢示众而已。而缅甸将因此要挟功劳,一定请求与木邦共同瓜分其地。如果不给则会惹他们动怒,给他们则两蛮坐大,这是减一麓川而生出两个麓川。假如一有失误,则兵事不已。臣见陛下每次审理重犯,多宽宥他们,令他们从军,仁心如此!现在却因为想生擒一个失地的逃窜之寇,而驱使数万无罪之众奔赴死地,这岂不是有悖陛下好生之仁!况且思机发已曾派人来朝贡,并非没有悔过乞免之意。如果敕令缅甸斩思任发的头来献,仍敕令思机发全部割出四境之地,分给各寨新归附的蛮人,则一方可得安宁。
迤北朝贡使者越来越多,包藏祸心,诚然难以估测。应分派给事中、御史巡视京师边防各军,及时训练,不要让他们向各厂借用工役之人,服役于私家。公开实行武选以求良将,制定招募之法以招来武勇之人;广办屯田,公行盐法,以充实储蓄,使武备不缺,而对于外患也有防范。这些话儿只字未提王振,但处处针对王振,所谓的收归权势与杨士奇当初的用意可谓是殊途同归,一旦皇帝当真按着奏章来,王振十有八九是没好日子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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