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基本上实现了钱穆先生所说的“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而明代的政治生态要恶化得多,朱元璋杀戮、侮辱士大夫乃家常便饭,历代皇帝既要用文臣办事,又千方百计提防文臣,君臣的关系很难达到和谐状态,到了末期更是朝野戾气激荡。张居正是整个明王朝“得君”达到最佳状态的大臣,皇帝和太后几乎对他言听计从。连如此之人尚且不能保身后子孙安危,那么整个文官集团还能继续做“得君”之梦么?早在张居正之前的正德朝,大思想家兼大功臣王阳明已经看出“得君行道”太艰难,因触怒大太监刘瑾几乎被害死的他,逃到贵州的深山里,经过苦思而顿悟,把实现政治抱负的眼光投向民间,从“得君行道”的模式进步到“觉民行道”,即教化众民,来实现政治清明,这庶几近于公众启蒙运动了。
张居正死后仅四天即被弹劾,继而被抄家,宫秩尽削,玺书诰命全夺,最终被清算,可看成明朝最后一次“得君行道”、“君臣相得”这类传统士大夫梦想的破灭。以后的东林人士企图用讲学、论政等民间舆论来影响朝政,但过于急切,平衡皇权和文官集团权利以及民众权利的全新制度没有建立,矛盾激化后无法调解,终于引发阉党和东林党的大火并,一大批有抱负有责任心有才能的士大夫被惨害,士大夫集团和明王朝也恩断义绝,明朝的覆亡只是时间问题,即使张居正这样的救时宰相再生也回天无力。对于自己的结局,张居正倒也不是一无所知,他曾不止一次地说:“苟利社稷,死生以之”,“得失毁誉关头若打不破,天下事无一可为者”他也曾在与友人们的书牍往来中说到自己身后很有可能的结局,但也已顾不得。也就是说以张居正的手腕与见识,为自己谋身并非是做不到也不是遇见不到,而是不屑去理会罢了,同样的人还有同时代的于谦,史书所写北京保卫战后,明代宗对于谦信任有加,加封他为太子少保。当时京城人心汹汹,副都御史徐有贞主张“南迁”,实际上是放弃北京逃跑。于谦坚决反对,声泪俱下地对皇帝说:京师乃天下根本,宗庙社稷宫阙百官万姓所在,一动大事尽去。敢言南迁者,斩!他也反对关闭九门困守的消极态度,主张积极出击,挫败敌军的狂锋,说:“不能战,何以守?”他亲临前线,誓师六军:如今事机在此一举,一不奋勇则祸患立至,虽生不如死。
挽狂澜于既倒,干谦厥功至伟,朱祁钰对他更加倚重。他兢兢业业忠心报国,经常在办公室过夜,很少回家。操劳过度,痰疾发作。皇帝朱祁钰不仅派遣太监轮番前往探视,而且自己亲自上万岁山砍伐竹子,提取竹沥,送给于谦服用。《明史•于谦传》对于这一细节,有这样的感叹:“宠谦太过!”这话的含义意味深长,皇帝的过分宠信必然会引来其他官僚的妒忌,使自己处于孤立的境地。正如、《皇明书》所说:皇上推诚委任,于谦亦自信不疑,于是忌者侧目,言官们说他“柄用过重”,“目为跋扈”。《石匮书》也说他:“衿傲自用,遇勋庸国戚若婴稚,视士类无当。”这对于于谦而言,并不是好事。
何况朱祁钰登上皇帝宝座后,贪位心理作祟,一方面把回归的英宗朱祁镇幽禁于南宫;另一方面废掉英宗长子朱见深的皇储名位,改封为沂王;册立自己的儿子朱见济为皇储。内阁六部大臣迫于皇帝压力,起草文件,声称:陛下使国家中兴,皇储理应归于圣子。于谦惊愕无语,考虑到皇帝对自己的恩宠,违心地在文件上签了名。不久,朱祁钰的独子——皇储朱见济夭折,储位虚悬,不少正直官员主张恢复沂王朱见深的皇储名位,遭到皇帝的否决。于谦再一次陷入困境,既不便表示赞成,也不便表示反对,只能保持沉默。英宗复辟以后,这就成了政敌攻击他的一条罪状。于谦已经预感杀身之祸随时可能降临,引镜自照,叹息道:此一腔热血不知竟抛洒于何地?
一手策划英宗复辟的石亨、徐有贞,得到再度登上皇位的朱祁镇的宠信,公报私仇,诬陷于谦和内阁大学士王文“意欲迎襄王世子”为皇储。三法司官员屈服于石、徐之流的淫威,以“谋逆”罪判处于、王二人极刑(凌迟)。对于这样的诬陷,王文愤怒之极,眼若喷火,据理抗辩。于谦在一旁冷笑道:这是石亨、徐有贞的意思,辩也无用,不论事情有无,彼等一定要置我辈于死地。
这样的判决,连英宗也于心不忍,说了一句良心话:“于谦实有功。”徐有贞声色俱厉地回答:“不杀于谦,此举为无名。”意思是说,假如不处死于谦,那么把景泰皇帝赶下台,把你重新捧上皇帝宝座,就名不正言不顺。朱祁镇只得妥协,把于、王二人由极刑改为斩首。史书说:“(于谦)死之日,天日如骤变,阴霾四塞,天下并冤之。”以于谦之能,并非不能遇见这些身后之祸,可鱼与熊掌不可兼得的道理饱读圣贤诗书的于谦、张居正岂能不明白,谋国与谋身同样是一个谋字,可与他们而言,前者显然是大于后者,所以早早就做出了选择,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鱼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这是于谦、张居正的选择,并非他的选择,用孟夫子的话说,“非独贤者有是心也,人皆有之”,人人都有这种重义之心,人人在生与义不可兼得之时都应舍生取义。但是,在现实生活中却并非人人都如此,杨峥自问做不到在在穷困危急的情况下可以拒绝别人侮辱性的施舍,也做不到和平安宁的环境中却见利忘义的事情来,谋国与谋身如果让他选很大程度上他会选后者,这倒不是说他狭义,实则他对自己的认知太清楚过了,他不过是因缘际会混入朝堂的白丁,再如何努力他也未必有于谦、张居正那等觉悟,既没有也就用不着去勉强,再者,从局势上看当今的大明王朝还没到需要他谋国的地步,土木堡一战,四朝老臣张辅、驸马井源、兵部尚书邝埜、户部尚书王佐、侍郎丁铭、王永和以及内阁成员曹鼎、张益等五十余人全部被杀,无数文官武将战死;财产损失不计其数;明成祖朱棣留下的五十万大军全军覆没,最为精锐的三大营部队亦随之毁于一旦,军火武器研发亦被大大阻碍;京城的门户亦已洞开;当时京师精锐都已在土木堡失陷,剩下老弱士卒不到十万,大明有亡国的危险,张居正就更惨,大明王朝已走了两百年,兼并土地的情况相当严重,皇族、王公、勋戚、宦官利用政治特权,以投献、请乞、夺买等手段,大量占夺土地。全国纳税的土地,约有一半为大地主所隐占,拒不缴税,严重地影响了国家收入。租种官田的农民生活极苦。有“一亩官田七斗收,先将六斗送皇州,止留一斗完婚嫁,愁得人来好白头”和“为田追租未足怪,尽将官田作民卖,富家得田民纳租,年年旧租结新债”的歌谣,农民产去税存和田居富室、粮坐下户的情况多所发生,加上土地集中,赋役不均,人口流移,地方买嘱书吏,隐匿赋税,大明王朝各种矛盾丛生,可谓是风雨飘摇了,而今大明朝政虽有不少弊端,但经过将近百年几代君王的重农政策,赈荒惩贪,继续重用“三杨”,息兵养民,赈荒惩贪,朝政还算稳定,百姓好歹也能活下去,并未出什么乱子,更别说到国破家亡的地步,乱世要的是力挽狂澜的英雄,盛世需要守土安民的君子吧了,他自问做不了于谦、张居正这样的英雄,唯一能做的是保住自己有用之身,替天下百姓守住这来之不易的盛世而已。大公不顾私是坦荡正气,是一种境界。大公又顾私是中庸,是一种手段谋略。大私不顾公是现实,是一种最实惠的生活方式,如果让他选,他愿意更实惠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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