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下杨峥算是松了一口气,而且看皇帝的意思也没有怪罪的意思,倒是自己虚惊一场。
“微臣是想喝酒来着,可杨大人说我初来京城,怕我什么都不知道,捡些简要的事情说了些,微臣也听了几句?”杨峥陪着小心道。
宣宗嗯了声,道:“你对此事怎么看?”
杨峥不知自己猜得对与不对,大着胆子问道:“皇上可是问微臣对恢复洪武旧制的事么?”
宣宗道:“不然呢,这事儿放在朕的心头可有些日子了,当初洪武爷仿宋代制度,置华盖殿、谨身殿、武英殿、文渊阁、东阁等大学士,为皇帝顾问。又置文华殿大学士以辅太子,品秩都是正五品,但这些殿阁大学士“特侍左右,备顾问而已”。而且品级很低,只有五品,以免擅权。它只能算是“内阁”机构的滥觞。即便是皇祖时入内阁者也是编、检、讲读之官,不置官属,不得专制诸司。诸司奏事,亦不得相关白。”仍然是皇帝的私人秘书罢了,你看看如今,内阁设置不过四十五年的样子,一个个的权利越来越大,权力可以与宰相相比,朕这个皇帝有时反而还做不得住,你说朕还要这个内阁做什么?”
杨峥并没有着急回话了,而是将皇帝的这一番话细细品味了一番,越是细细品味,越是明朗了,皇帝这番话看似是决心不少,其实不过是一番抱怨的话,用杨峥的话说,就是雷声大,雨点小,身为皇帝早已习惯了内阁的存在,毕竟皇帝也也是人,当初宰相权利大,实则是为了方便行事,帮皇帝处理一些政务,但是宰相没了,全靠皇帝一个人,终究是不行,所以朱元璋在废除宰相后,又设置内阁帮自己处理政务,只是在朱元璋时代这些阁臣,也就是大学士还没什么权利,仅仅是作为皇帝的秘书一般。但是政务还是由皇帝自己来决断,但大明疆土太大,政务太多,就是靠皇帝做些决断也累得够呛,更何况朱元璋给后世子孙定下了太多的规矩,光是朝会,一天有三次朝,称早朝、午朝、晚朝,如实则皇帝要三次出面见群臣及民众。明制常朝有两种:一叫御殿,一叫御门。御殿又称内朝,是在大殿内朝会议事。御门是到奉天门。皇帝一天要上朝三次,就不是寻常人能吃得消的,更别说还要处理全国上下下下的政务,工作量之大,不言而喻了,朱元璋和朱棣都是戎马一生,知道创业之艰辛,因此权利不敢下放,但即便是这样两人也吃不消,找来内阁帮忙,更别说后来的皇帝,都是温室中长起来的,无论是身子骨还是精力都不如朱元璋、朱棣,在政务上的处理就不得不依赖内阁了,这样一来,权利又渐渐下放到了阁臣身上,内阁的权利日渐壮大,皇帝就开始不放心了,因为随着文官日益成熟,内阁的作用也就越大来越大,虽无宰相之名,却又宰相之实,甚至不少时候他们都敢于挑战皇权,皇帝毕竟是孤家寡人,面对天下文官的时候,毕竟是底气不足,思来想去只有两条法子,一是拉拢太监牵制文官,太监自永乐后,实力一直在膨胀,朝廷定制为二十四衙门,包括十二监、四司、八局。十二监是十二个宦官领掌的内侍衙门,各置太监一员,下面还有其他品级的宦官。因为内侍衙门称“监”,其长称为太监,其中司礼监是明朝内廷特有的建置,居内务府十二监之首,二十四衙门之一。司礼监由太监掌管,在明初并没有太大的权力,而且受到限制。朱元璋曾说:“此曹止可供洒扫,给使令,非别有委任,毋令过多。”还说:“此曹善者千百中不一二,恶者常千百。若用耳目,即耳目蔽;用为心腹,即心腹病。驭之之道,在使之畏法,不可使有功。畏法则检束,有功则骄恣。”并规定内侍毋许识字。洪武十七年还铸造铁牌,悬置宫门,明令“内臣不得干予政事,犯者斩”,并敕诸司“毋得与内官监文移往来”然而,明中叶以后,皇帝多深居后宫,荒嬉享乐,不理国政,常常由司礼监秉笔太监代行“批红”大权,明朝人往往认为宦官势力由此而攫取了宰相之权。“然内阁之拟票,不得决于内监之批红,而相权转归之寺人”。“批红”就其权力性质而言,属于最高决策权,是实现皇权的一种方式。故司礼太监代皇帝“批红”,是在代行皇权,而不是攫取了相权。由此可见明代皇帝授权司礼监代行“批红”,与其说是要太监代为处理国政,还不如说是利用宦官势力牵制内阁,代表皇权监督和控制政府机构的施政活动,以确保皇权的利益不受损害和侵犯,并防止任何违背皇帝意图的行为出现。至武宗时刘瑾、熹宗时魏忠贤,大权独擅。用太监牵制文官是可以,但国家还要治理,在治理国家上说到底靠的还是内阁,没有内阁的‘票拟’,许多国家大事,太监根本拿不出章程来,所以从根本上说,朝廷离不开内阁,皇帝想要治理江山,打造一个太平盛世,从骨子里是离不开内阁的,但内阁的权势增大,又让皇帝不安心,在太监的唆使下,有意走回洪武时的老路子,可这路子看看是不错,到头来累的还是自己,因此这两个法子,其实都不怎么样,皇帝的心思也只是顺带敲打敲打内阁,真要恢复洪武旧制,第一个不答应的就是皇帝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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