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已立下誓言,纵不能成为洪武爷、祖父爷一样天威不可侵犯,但也得朝纲独断,皇帝说一便是一,说二便是二,绝不容许有官员借此名垂千古,这是他的底线,容不得半点质疑。
众官儿见皇帝提起锦衣卫与东厂,隐隐有些担心,对于六部的官员由此反应,内阁与六部的尚书并非一无所知,这天下的官儿有一半靠着大商人支撑才在这京城之地立下根基,商人大把大把的投下银两,所为何来,一方面固然想获取官家的保护,另一方面也不是存了各种利益的牵扯,如税收上,各种便利,各种通商的限制等等,如今皇帝要征收商业税收,无论是多少,这都不是他们愿意看到的局面,多年集聚的资本此时不用,更待何时,所以在皇帝以最强音与苏州的杨峥形成一唱一和的局面后,沉默后的京城,终于谋划了这一次的举动,另一方面来自官员,京城知名文官出身于工商业家庭的也不在少数,“许多工商业者特别是他们的子弟通过科举进入仕途,加入官绅之列,他们在京城购买商铺,利用官家身份地位大发其财,可谓会商贾一体了,非如京城如此,闽广隶浙沿海大造楼舡,公行货贩,仕宦豪右为之聚薮,大把大把的官家其实有两种身份,上朝的时候他们是朝廷的官员,可下了朝他们就是商了,朝廷要征收商业税,实则从他们手中夺利,利益面前岂可轻易松手,这几日的酝酿虽是众人早已酝酿的,可终究是有些疏忽,,没想到他们选择了在这样的一个日子,从另一方面也看出他们的决心了,想到了有可能的君臣怒目而视的局面,杨士奇心头一叹,宣德一朝君臣和睦的局面,是他亲手打造,实在不忍心看到这种惨不忍睹的局面。
可皇帝态度明显,以义利观将这次商业税事件放在了道德制高点上,谁反对谁便是只顾小家不顾大家,身为内阁首辅,自不能落下这样的名声,所以明知道这事儿不能以硬碰硬的方式继续下去,有心想劝说两句,可又怕在皇帝的心目中落下了不顾大局,私心重的印象,倒也不好多说什么。
胡滢自家就在京城之地做了不少生意,今日来还想着借这次机会向皇帝劝慰几句,在大明做官,做的是官,可不是不食人间烟火的仙女,一家子吃喝拉撒睡,轿夫、丫鬟、仆人这些可都要银子的,他身为二品的礼部尚书,也不过是月俸六十一石看着还不错,可在这京城之地根本难以立足,他既不想行那贪污之事,也不想落下贪污的名声,所以不得不在这京城之地做了些买卖,起先不过一家铺子,买卖也是一些绸缎而已,勉强赚取一些家用而已,可这事儿一旦做开了,就不再是独门独户的事情了,同乡、亲朋、好友、同僚可没少来照顾,一来二去彼此就有了照应,况且这朝堂之上,也并非他一人在做,在师生关系、老乡关系盘根错节,少不了需要彼此照应才可将这买卖做下去,如此就难以独善其身了,就拿这次就有其门生歙、休宁、婺源、祁门、黟、绩溪六县所请,请他以商人苦困为由,不得打商业税的主意。
事实上出于自身的利益顾虑,他也的确有这个意思,为此他也精心准备了一番写了个奏折,奏折上他痛心疾首的说:“加派之害以税计,商税之害以日计。商税非困商也,困民也。商也贵买绝不贱卖,民间物物皆贵,皆由商算税钱。今税撤而价不减者,实由矿税流祸四海,困穷加以水旱频,仍干戈载道,税撤而物且踊贵,况复而宁知底极乎。并在奏折的末尾提出,夺民之财,非生财之道也;生财之道,生之,节之,两端而已’。言辞虽激烈,但语气却是劝说的意思,毕竟身为大明官员,做着大把的生意,从中获取大把的银子,却反对朝廷征收商业税,或多或少有些底气不足,此时看皇帝强硬的态度,再看杨士奇低头不啃声的模样,哪还敢在言语。
皇帝骂了一阵,怒气似乎消了不少,逗弄了一会儿太子,将目光重新抬起来,扫了扫群臣忽的冲着杨士奇问道:“历朝历代虽重农抑商,却从未放弃过过商业税的征收,宋代在全国各地设置场、务等机构,专门征税,其税收算是历朝历代最高的,商税分为两种:过税,每关值百抽二,是对行商抽的;住税,值百抽三,是对坐贾抽的。正税之外,还有杂税,高额的商业税早就了赵宋三百年的繁荣!”
众人默默的听着,不知皇帝想要说什么,但想来与这次的商业税征收有关,所以人人虽猜不透,却也耐心的听下去。
只听得皇帝盯着众人问道:“朝廷收商业税的真正目的是什么?诸位大人可明白?”
众官儿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显得有些不明白皇帝的意思,要说问他们科举的目的是什么,他们张口就来,获天下人读书的支持,可商人自古就贱民,说笼络他们,似有些高看了他们,可是为了朝廷效力,这天下是武将打下来的,治理是文官的事情,就连赋税也是百姓在支持,商人似一直处于大明的边缘,他们虽一日一日的壮大,可身份地位依旧没变,因此谁也没在意,此时被皇帝这么一问,竟一时说不上话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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