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士奇点了点道:”改当然是要改的,可事儿得用什么理由改,该如何改,得要一个章程才是?“
宣宗道:“章程前朝有的是,以杨爱卿之能,这事儿并不是难事,到是这借口,的确需要费些心思,朕可不想落一个乱征乱收的名声?杨爱卿你看这事儿?”
杨士奇道:“这事儿不难,杨大人胆敢冒天下之大不韪提起征收商业税,必是有所准备,这商业税的借口只怕早就在他的肚子中,就等陛下派人去询问了?”
宣宗双眼一亮,道:“言之有理,这事儿就交给他了!
苏州、巡抚衙门。
杨峥正低头阅读况钟送来的永乐年市舶司征收税收的理念,因郑和临走时的嘱托,他看得十分认真,明朝市舶的含义与宋、元不同,宋、元对进行海上贸易的中外船只,均称市舶,明朝则专指在中国近海停舶之外国商船,商舶专指中国居民载土产运往海外贸易的商船。
明朝实行贡舶制度,即海外诸国来华贸易,必须向明朝廷进贡,进贡后则准其贸易,如不进贡则不准贸易。其市舶原则,既无财政目的,又无互通货贿的意义,唯以通好、怀柔为原则。在这种原则指导下,明朝对海外诸国来华贸易的货物,不征市舶课,有时官府对海舶带来的货物实行抽分,但却从优偿给其值,这种抽分实是官府高价收买而已。对于贡品,国家亦高于原价给其值。至于国内商船则实行禁海政策,一般严禁出海,只有官府派官率船出海,如郑和七下西洋即属于此。但其目的不在于进行贸易。只是招抚远人。除此之外,大多数的市舶司多是负责贡舶管理和监视,通报敌情,不负责商舶的管理和征税,以至于市舶司多年作用并不明显,随着郑和下西洋停止后,几乎荒废,让人不免惋惜,这一番研究杨峥发现,大明的市舶司之所以比不上宋代,一方面固然有明朝自洪武起就不注重海上贸易有关,另一番也是明代统治者不善于管理市舶司有关,使得市舶司难以发挥到真正的作用,久而久之便无人重视了。
郑和临走之时的构想虽说有些大胆,但不可否认并非不可实施,天下的商莫不是讲一个“利”字,利益大,利益长,万物必能长长久久,下西洋如此,市舶司同样如此,宋代市舶司能贯穿整个宋代三百年除了宋代疆土狭小,赵宋当权者不得不将目光方向海外之外,最大的原因在于宋代市舶司所带来的巨大的利益,海外的贸易通过市舶司抽取十分之一到十分之二的税,大宗的货物,田市舶司收买,市舶司不要的,才允许私商购销。北宋庆历中,每年商税收入为一千九百七十五万缗,熙宁年间更多一些,约占总缗钱(商业总收入)的三分之一。利益不可谓不大,据《宋史#8226;职官志》所载:“提举市舶司,掌蕃货、海舶、征榷、贸易之事,以来远人,通远物。”海口中转站就是让“远人”“远物”短暂停留的港口。这种巨大的利益让宋高宗十分欢喜,忍不住当着满朝文武百官的面,说出了一番赞扬的话:“市舶之利最厚,若措置合宜,所得动以百万计,岂不胜取之于民,朕所以留意于此,庶几可以少宽民力尔”。上面鼓励,下面自是卖力干活,宋朝为了增加舶税收入,鼓励、招引舶舟来华,为此专门设置巡海水师营垒,派遣水师巡察附近海域,在东起香港附近,西至海南岛的南海广大区域加强海域巡逻,其目的是保证越来越多到海口港中转、补给、避风货船的安全,管理上的严谨,利益上的驱使,加上自身的需要,商人的繁荣,使得宋代的市舶司一直繁荣昌盛,可以说宋代的市舶司能够长久,一方面固然是当权者的利益需要,另一方面也不能不说市舶司日益强大的利益回馈,否则宋代固然商业繁荣,没了市舶司三分之一的的利益作为后盾,很难想象宋代的商业能达到中国古代商业最高峰的局面。
相对于宋代的市舶司,大明的市舶司就显得破落许多,这其中固然有当权者不支持的态度,关闭海关的因素在里面,但在永乐后,市舶司也不是没有短暂的辉煌,可辉煌并没有形成足够的规模,随着郑和下西洋而兴起,随后又随西洋之行而走向没落,杨峥在考究时发现,与宋代的市舶司无比强大的贸易利益相比,明代就显得单薄了许多,这并非现有的市舶司不如宋代,事实上通过宋元两代的发展与完善,到了朱元璋时代市舶司还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有这个结果,杨峥从种种记录上探索,很快就寻到了答案,明代的市舶司无论是机构还是作用与前朝相比并没有多大的变化,唯一的不同之处,在于市舶司的操作上,从永乐三年西洋之行的展开,朱棣为了偏于西洋诸国往来的便利,着实在大明各大海岸上修了不少市舶司,所担负的职责便是朝贡体系下的检查来华使团啊,你的使团到来是有商船的,要检查是否是在规定范围内,然后进行抽税等,按说有税可抽,倒也不错,可问题的关键在于朝贡,凡外夷贡者,皆设市舶司以领之,许带他物,官设牙行,与民贸易,谓之互市,是有贡舶即有互市,非入贡即不许其互市矣。也就是说市舶司可以收取税收,但有诸多的限制,不准私自来。这也是为何海上贸易有许多冒充朝贡的记录,没了来往各国的私人贸易,再大的朝贡也难以维持平衡,况且朱棣为彰显大国风范,许多的朝贡几乎是免费的,非但如此,朝贡贸易的数量并不多,朱元璋登基不久,就明确规定了安南、占城、高丽、暹罗、琉球、苏门答腊、爪哇、湓亨、白花、三弗齐、渤泥以及其他西洋、南洋等国为“不征之国”,实际上确立了中国的实际控制范围。他并且确定了“厚往薄来”的朝贡原则。由此最后确立了朝贡体系成为东方世界的通行国际关系体制。在这个体制中,中国中原政权成为一元的中心,各朝贡国承认这一中心地位,构成中央政权的外藩。朱元璋也洪武三年定下规矩,朝鲜、占城、安南、暹罗、爪哇等是三年一贡,日本十年一贡。整个洪武一朝,朝鲜朝贡六十次左右,平均一年两次,明成祖二十二年间朝鲜朝贡九十一次,平均一年四次。因为沿海有倭寇出没,对日本的限制又严一些,为十年一贡,限制人数也在200人以内,船只两艘以内,规矩是不错,可惜执行起来并不算好,许多都成了一纸空文,在永乐陆海军的“威逼”和“厚往薄来”政策的“利诱”之下,许多国家很快明白了其中的好处,从中大获其利,永乐元年日本遣使300多人来贡,后来的7年之内,日本有8次朝贡,平均一年一贡还多,所使贡船通常多达5至6艘之多,他们打着朝贡的贸易名头,以极低下的海关税收,与大明进行的贸易,从中获取好处,亏的只是大明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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