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站在书架旁端着印章的王振闻言立即走上前,恭恭敬敬的应了声,便从怀里的摸出厚厚一叠的纸张来,当着宣宗和杨士奇的面,放在书桌上,然后随手拿起了最上面的几张白纸,略一沉吟,便道:“且说明朝洪武皇帝定鼎南京,永乐皇帝迁都北京,四海宾服,五方熙皥,真个是极乐世界,说什么神农、尧、舜、稷、契、夔。传至宣德,不要说别的好处,只说柴米油盐、鸡鹅鱼肉、诸般食用之类,那一件不贱。假如数口之家,每日大鱼大肉,所费不过二三钱,这是极算丰富的了。还有那小户人家,肩挑步担的,每日赚二三十文,就可过得一日了;到晚还要吃些酒,醉熏熏说笑话,唱吴歌,听说书,冬天烘火夏乘凉,百般顽耍。这年月大家小户好不快活,南北两京十三省皆然。皇帝不常常坐朝,大小官员都上本泪聒也不震怒,人都说神宗皇帝真是个尧、舜了。一时贤相如杨士奇,一班儿肯做事又不生事,有权柄又不弄权柄的,坐镇太平。至今这年月。让人好不感叹思慕。”
杨士奇来自民间,自是听得出这是民间演义的话儿,对于这种演义他从小听了不少,并不惊讶会有人这么说,毕竟如王振所说,如今这时代的确大明最好的时代,既没有洪武的高压,也没有永乐时的力不从心,皇帝登基六年息兵养民,赈荒惩贪,天下安定太平,俨然有盛世之相,小户人家,肩挑步担的,每日赚二三十文,就可过得一日了,晚上吃些酒,醉熏熏说笑话,唱吴歌,听说书,冬天烘火夏乘凉,百般顽耍在大明宣德六年已算不得什么。
就这会儿功夫,王振重新拿起了一张,朗声念道:“我宁利风父母俱廿三岁。时丁升平,四方乐利,又家海角,鱼米之乡。斗米钱未二十,斤鱼钱一二,槟榔十颗钱二文,著十束钱一文,斤肉、只鸭钱六七文,斗盐钱三文,百般平易。穷者幸托安生,差徭省,赋役轻,石米岁输千钱。每年两熟,耕者鼓腹,士好词章,工贾九流熙熙自适,何乐如之!”短短几句嫣然一幅盛世画面图了。
王振并没有停下的意思,宣德改元,豫之承平久矣,闾里宁谧,无鸡鸣犬吠之警。而宋岁大稔,亩数钟,输银三分。居官者,崇廉洁,尚不知有暮夜之金。吏犹无过村落索饭者。岁暮,老农衣大缣,骑牝马,燕集进钱百,则俨然上客矣。士大夫之家居者,率为楼台、园囿、池沼以相娱乐。近水则为河亭游舫,蓄歌伎,弄丝竹。花晨月夕,酣不绝。风流吟啸,仿佛晋人。其或有朴鲁不为放达者,则群起而非笑之曰‘伧’。”
王振念得慢,杨士奇听得仔细,这几段看似赞扬盛世的言语,其实多半的是商人的真实写照,锦衣卫与东厂的番子遍布京城每个一个角落,想要收集这点东西并不是难事,比这个更多更好的他相信只要皇帝想要就一定能收得到,他惊讶的是皇帝为何要收集这些市井的言论。
正思索之际,宣宗忽得冲着王振摆了摆手道:“这些就念到这儿了,先生可以将官员的奏折捡几本给杨爱卿念一念?”
“是!”王振恭恭敬敬的应了声,随手放下了手中的纸张,而是伸手从书桌上堆积半人高的奏折里随便抽出了一本,展开后便念了起来:“呜呼,蜀中储粮之法,废弛已久。民以逋欠为常,官以姑息为德”
“蜀民逋税习风久矣,其犹甚者莫如泸州毫顺铜梁,括其一年正额,不下十余万石,所入公家者,止三二分尔”“以鄙邑之田,不登税籍,殆什之四五,永乐以来皆奉明旨,永不起科。此先王旷荡不征之恩,以驰其利于民者乎?”
杨士奇听到此处面上一热,如今的皇室已不比洪武一朝,经过靖难之役后,权利已是大大降低,纵然是皇室也只能地方上获取代表田地的一笔数量极少,多一点的也只不过几万两银子而已,这点比起京城、苏州、闽浙一带的大商人怕是零头都不上,况且鉴于永乐皇帝获取皇帝的手段,从永乐后对于藩王的权利多有限制,根本无权直接占有大片田地。反而是商人,他们依靠多年捐纳入仕,或课子读书,在从事商业活动的同时,极力跻身于官僚阶梯,使商业资本与官家结合,从而利用其中的便利,经营的质库、当铺,遍布各地,并以此盘剥重息,累积财富。非但如此,商人还将高利贷资本直接地深入到手工业和农业生产中去。如粤商经营糖房业,春以糖本分与蔗农,冬收其利。河南、江苏各地农村,商人春出母钱贷下户,秋倍收子钱。江西、浙江的商人更是将高利贷的触角,伸向云南、四川等边疆乡村。他们普遍通过高利贷手段以及其他各种办法掠夺土地。如山陕商人,多以开中积谷,垦辟边疆起家,有藏粟数百万石者。江西商人在湖广地区凭借其雄厚的财力,围波筑堤,捍水为田,占有肥沃的土地。说起财富最多的人不是皇室,而是大商人,就是田产也比皇室多多了。可笑的是作为拥有了大量的财富、田产的商人反而将这种罪责推到藩王的身上,不知往日耀武扬威的大明藩王得知这个结果,不知作何感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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