况钟嘴唇动了动,似想说什么,可又不知该说什么,一时显得犹豫不决。
杨峥看了一眼况钟,道:“你是不是想问,我为何要这么折腾?”
况钟摇了摇头道:“大人说笑了,大人做事,从没有瞎折腾的道理,这一点旁人不知,卑职可清楚的很?“
“那你……?“杨峥好奇的问。
况钟道:“农本商末”的观念是延续了千年,是传统的经济思想主调,由此形成“重农抑商”政治方针也是历朝历代基本治国之策。自战国时形成“奖耕战”、“抑商贾”政策始,秦汉后“重农抑商”、“崇本抑末”渐成国策,到宋元“专卖”法乃至我大明“海禁”,莫不是以重农抑商为本,皇帝之功,勤劳本事。上农除末,黔首是富。普天之下,抟心揖志。卑职不说重农抑商就是很好,但千百年来都是这么做的,也没见人出来反对过,卑职担心大人冒然这么做,怕是……?“
杨峥哈哈一笑道:“若是人人都做的事情,你我做来又有何等意义,男子汉大丈夫,要做便做世人没做过的事情,商业的兴盛我不敢说一定比农业好,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历朝历代莫不是重农抑商,唯独惟独宋朝例外,宋初,宋tai祖赵框胤就言“多积金,市田宅以遗子孙,歌儿舞女以享天年”以博民富,后,宋太宗也号为“令两制议政丰之术以闻”,神宗在位时”尤先理财”令众“政事之先,理财为急”宋代可谓是这世间第一个重视商业的王朝,事实上商业也没有亏待这个王朝,宋朝年财政收入最高曾达到16000万贯,北宋中后期的一般年份也可达8000-9000万贯,即使是失去了半壁江山的南宋,财政收入也高达10000万贯文。
我大明朝的财政收入仅仅是北宋的不到110,南宋的不到16,尽管这已经是南宋灭亡的300多年之后,尽管明朝的国土要远远大于宋朝,这些数字足以表明,在宋代构成国家财政收入主体的,已经不再是农业,而是工商业了,农业社会已经在开始向工业社会悄悄迈进了。宋朝获得庞大的财政收入并不是靠加重对农民的剥削,而是靠兴盛商业来获取国家想要的财富,而你看看我们的大明,疆土足足比宋代大了一半还不止,土地面积不用多说,人口城市的发展都比宋代强盛,可结果如何每年的赋税不足三百万两白银,这还是不断压榨百姓才有这个数字,碰上了天灾人祸的年月,户部竟拿不出救灾的银两,这一切说明什么,说明朝廷的税收未必只能靠农业,也可以向着商业发展?比起农业税收的单一,商业税的潜力无疑是巨大的,除了朝廷规定的茶税、盐税、马税之外,还可以收取水产、五谷、竹木、书、纸、漆无不有税,契本、煤炭、鱼苗、漆、酵、荡柳、蒲苇、牙例、如牛、羊皮等等都收取税收,说句不好听的,便是我等今日吃酒的这家酒也可以从中抽取税收,如此一来,朝廷税收来源扩大不说,户部也不用年年盯着那点农业税,每年秋收为了税收闹腾得厉害?刚才彭老爷子的话儿你们也都听到了,除了这些税收,咱们还有海上河道湖泊这些都可以收取税收,只需朝廷放开对商业的重重束缚,纵然税收高一些想来他们不会反对的?“
其余三人各种看了一眼,各自暗暗点了点头,算是认可的了这一番言语,况钟思索了片刻,道:“如大人所言,商业的发展的确能给大明带来不少好处,但大明毕竟不是赵宋,在疆土,土地上的狭小,迫使赵宋王朝不得不走上一条与农业相反的道路,以商业支持朝廷,无疑赵宋的这一条商业大道是成功了,税收上,还是商业的繁荣上,甚至是手工业的发展都是大明难以比拟的,但这些适合赵宋,未必适合我大明啊,大明的疆土,土地都比赵宋多出足足一倍多,只要做好耕者有其田,朝廷有其税,大明的户部未必会没银子的?”
杨峥毕竟是来自二十一世,多了将近六百年的见识,无论是从商业的认知上,还是对商业发展趋势都不是况钟能看到的,所以他能说出这一番言语,杨峥并不感到惊讶,甚至觉得这才是大明的官员,要不然我们的杨大人就该怀疑,怀疑对方是不是同自己一样来自两个时代了。
“的确可以这样说,我大明自洪武登基后,便大力根治使明朝维持了70年的清廉政治,进行了大规模的农田水利建设,推广桑麻棉种植为手工业提供原料,他积蓄下来的钱与粮,为数不少,大明能维持今日局面,洪武爷功不可没,可你们也看到了,经过将近七十年的开垦,大明的土地几乎已经开垦完毕,无论是东南沿海还是云贵川陕一带莫不是到了无可开垦的地步,随着人口的增多,土地不够耕种,即便是朝廷的赋税给的再低,百姓种的粮食除了上交税收,一样不够吃,号称人间天堂的苏州尚且如何,更为偏远之地自是不必说了,这说明什么,说明大明的农业已到了饱和的地步,必须做出改变才是唯一的出路,而商业无疑是除去农业之外最佳的路径,这一点除去赵宋王朝取得巨大成功外,其实苏州城也取得了应有的成功,苏州赋税单靠农业税绝对难以满足朝廷的期望,所谓苏湖熟天下足,不过是苏州的用商业演化的一场美好愿望罢了,一旦局面不稳定,商业动荡,天灾人祸,便是人间天堂也难以为继!反观苏州的商业,在洪武之前,苏州的税收一直位于全国首位,就松江一带就有万家制瓷工匠和作坊,拥有制瓷的高超技术,有设备完善的官窑,也有生产大量民用瓷器的民窑。当时已遍布福建、江西、浙江、河南、四川等省的,“纸厂槽户不下三十余槽,各槽帮工不下一二千人”,纸张品种有“竹纸”、“火纸”、“糙纸”、“柬纸”、“吉纸”、“皮纸”、“棉纸”。印刷作坊,规模相当大,印刷的创新是铜、铅活字印刷,彩色套印和拱花等工艺。采煤业、炼钢冶铁、银矿开发都得到了很快的发展,朝廷征收其税,从中获取的好处早已超过了农业上数目,而且纵观前朝苏州城,无论是繁华程度,还是人口的规模都处于全国领先地位,再看看我大明开国七十余载,结果如何,非但朝廷的税收收不上,百姓吃不饱,就连商业也难以为继,年年拖欠的税收累计超过了大明任何一个城池,土地的兼并严重程度不亚于任何一个没落王朝,这说明什么,说明苏州的繁荣已不再片面的靠农业,更多的是靠商业来带动!“说到这儿,他看了一眼三人,继续说道:“单说一个苏州城还不足看出问题的严重,我再来看看被杜牧吹捧的二十四桥明月夜的扬州城,这座城池昔日的辉煌不用多说了,唐代扬州,来自新罗、高丽、日本、波斯(伊朗)、大食(阿拉伯)、婆罗门、昆仑等国客商长期居住经商者达数千人。当时的扬州港“帆樯如林、商贾如织”,被誉为“东方四大商港”之一,元代两淮盐业的专卖和南北货贸易,盐税收入几乎与粮赋相等,商业扩大到旧城以外。手工业作坊生产的漆器、玉器、铜器、竹木器具和刺绣品、化妆品都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秦商、晋商、徽商、歙商纷纷涌到扬州经营盐的运销。因运盐主要依靠水路码头,故城外沿运河一线,运商云集,修建了大批经营盐的店铺,如“黄家店”、“富家店”、“樊家店”、“穿店”等等,鳞次栉比,分布于北河下到南河下长达四里的狭长地带,光是盐商多达100余家,“四方之托业者辐辏焉”。罗隐《广陵妖乱志》曾说到。在扬州的商业领域,最活跃的要数盐商,次者是茶商,其三是珠宝商。大批的外国商人居住、活动在扬州,如波斯(伊朗)、大食(阿拉伯)商人,在当时的扬州,开店经营着珍宝、贵重药材、象牙、犀角等。唐朝政府对外资的贸易经营,也给予了种种保护与照顾。其时扬州成为世界最繁华的城市之一。据人统计,唐朝的时候,扬州的盐业资本,约为3000万两。元朝,据我朝相关人士的估计,则为七八千万两。而根据有关记载,宋朝户部库存银为7800余万两,扬州盐商手中的资本,几与之相埒。这个时候的扬州除了江浙、成都能与之比美之外,天下没人任何一座城市与之比较,天下三分明月夜,二分无赖在扬州这话绝不是虚话,可从我大明建立,扬州便一日不如一日,江北一带除了通州以外或许可用男耕女不织来形容,并不十分勤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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