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无力经营的小商小贩,在头破血流之后,不得不重新回到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田地上,如此以来人力重新被土地所束缚,随着人口的增加,土地不变,且没有其他出路的情况下,百姓所需要的粮食越来越大,迫使百姓不得不把更多的精力用在耕作上,这样的后果即便是中国的耕地像花园一样井井有条,没有一块荒地,中国产的糖比欧洲白,布比欧洲美也难以改变百姓的日复一日的贫穷,依赖于农业的国库,也难以充盈。
可以说大明延续六十年,时至今日其弊端正是在此。
苏州作为一个繁华的城池,他有着“水陆并行、河街相邻”的双棋盘格局、“三纵三横一环”的河道水系和“小桥流水、粉墙黛瓦、古迹名园”的独特风貌,可以说其地理位置是得天独厚的,相较于汴京城好不逊色,事实上从宋代时,苏州城无论是文化还是经济,甚至商业的发展都走在前途,即便是与汴京城相比也好不逊色,能有这一番景象,说到底还是其内部结构发生了变化,经济作物的数量增多,出现了茶叶、蚕桑业等商品性农业,尤其是蚕桑业后来居上,逐渐成为蚕桑业中心。除传统手工业不断壮大外,也出现了一些新的部门,成为丝织品生产最为发达的地区之一,金银制作业成就非凡,有“造作局”专门制造牙、角、玉等制品。商业发展冠盖东南,城中商业交易频繁,市场分工日趋细致,城乡经济联系更为加强,以至于朱长文在《吴郡图经续记》中描写:“冠盖之多,人物之盛,为东南冠。”
元代时“苏州城漂亮得惊人”,是江南地区的中心城市,城市中有河道堙塞、“人皆聚闾而居,开凿为难”的说法,不难想像人口多、密度大的盛况。丝织业有了进一步发展,以至朝廷设立了“织染局”,作为专门的织染机构。另外,民间协调和管理丝织业的行会组织也开始出现,其商业活动的数量之大和范围之广不亚于汴京,可惜的是大明建国六十余年,苏州非但没有延续前朝的辉煌,反而是走了下坡路,时至宣德初年,苏州府累计拖欠至七百九十万石。宣德五年,松江额定征收田粮的起运部分为四十三万九千石,实征六万六千石,只征得百分之十五。实在如有人所说:“只负重税之名,而无征输之实。这样一个繁华富庶的城池,竟连寻常的税收都难以维持,究其原因,当真全是洪武爷怒其张士诚加重了这一地区的田赋所造成的困境么,这固然有之,可洪武加派的赋税再重,能重得过宋给辽、金的岁币,给西夏的岁赐,以辽为例,就大势而言,澶渊之盟后岁币给绢银合计三十万匹两,仁宗时增加到五十万匹两,每年定期缴纳,比起这些,洪武加派的那点赋税着实不算什么,可就这么点赋税,苏州仍旧承受不起,大量百姓逃亡,昔日的繁华早已是昨日的黄花,若硬要说苏州破败的原因的话,除了土地对苏州的束缚外,的确在找不到任何牵强的理由。大量的百姓因朝廷重农抑商,不得不将大半辈子埋与土地之上精工细作,这样的结果,固然为大明造就了不少粮食,可其弊端也十分的明显,百姓没有更多的空闲,因为贫穷购买商品便成了奢侈品,购买力的下降,造就了苏州的通货紧缩,通货紧缩,必然减少商人的从业人数,使得大量的人埋首黄土,从而导致农业始终占据着苏州大半个江山,若说湖广一带到也罢了,哪里人少地多,随着农业技术的发展,未必没有出路,可苏州就不一样,其城池附近水网密集,北枕长江,西临太湖,其间又有阳澄湖、淀山湖、金溪湖、庞山湖等星罗棋布。大运河自常州东来,环绕苏州城,至城西北有白公堤相连,至正西“为胥江、为南濠至阊门”,“府城内河凡三横四直”,四通八达的水道也成为苏州商品经济发展的动脉,从宋代开始,苏州的商品经济在广度和深度方面都得到快速拓展,出现了十分活跃的局面,全国各省区都有不少人脱离农业生产,转而从事工商业,大小商人的数目迅速增长,商铺二百三十余家,主要涉及的行业有丝绸业、棉布(花)业、染料(坊)业、蜡烛业、烟草业、餐饮业、典当钱庄业等五十余个,这些有利的因素足以说明,苏州天生就是一个商业的城池,发展农业只能限制它,而非壮大它。
事实上这一切已经过这漫长六十年做出证明,当所有的财富都集中在土地上,人力、物力、财力都被土地所束缚,而在人数不断的增长的情况下,想要更高的享受,唯有拥有更多的土地,以便于从中获取他们想要的财富,这样造成的后果便是土地迅速被富户、大户、地主豪门所兼并,而失去土地的百姓因依附土地,不得不投其门下做了佃户,反过来地主豪门为了取得更大的利益,除了压榨百姓之外没有更好的出路,年月好尚且能活下去,一旦年月不好,一年的辛苦可能付之东流,从而做了亏本的买卖,所以许多名其曰是地主豪门,日子过得并非书中描叙的那般富丽堂皇,倒不是说他们不想,实则在土地不多的情况下,他们并没有更多的财富供他们去挥霍,去浪费,地主豪门尚且如此,更不用说寻常百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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