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人请放心?我会用最快的手段送到内阁的?“况钟道。
杨峥知道况大人出任苏州知府的时候,宣宗皇帝为他颁发了敕书。在敕书中,皇帝对他们到任后的政务进行了具体的指导,并给予他们一定的权力,奏章可直达御前,也就是说可以越级直接与皇帝联系,表明了皇帝对他们施政的支持,他相信自己这份奏折定会以最快的速度送到皇帝的龙案上,至于皇帝看完后的态度如何,用不着多说杨大人都能猜出个大概。
况钟细细看了一遍,便小心的收起了奏折,便要离开,却不想杨大人喊住了他。
刚刚转身离开的况大人不得不重新返回身子,面对杨大人问道:“大人可还有事?”
杨大人故作神秘的一笑,道:“也算不上什么大事,只是最近有几个百姓看着本官遭受的遭遇有些不忿,想着要上访为本官讨回公道,你也知道,本官是那种劳民伤财的人么,这事儿自然没答应,可苏州百姓淳朴啊,愣是拉着本官不走,本官虽是铁面无情,可也不能寒了百姓的心不是,便勉为其难的答应了,只是这事儿太过耗费心里,百姓如今都吃不上饭了,身为朝廷命官,哪能让他们去吃这个苦头呢,所以说服他们不可上访,有什么不满,有什么话儿,大可对本官说一说,本官找人给他们写下来,好送给皇帝看一看,这事儿是本官答应他们,按说是因为我去做,可你看到了,本官巡抚江南,公务之多不亚于宰辅,着实抽不开功夫,但又不能耽搁了百姓的事情,所以这事儿还请况大人一块给办了吧?”
杨大人叨叨絮絮了半天,况大人却听得有些哭笑不得,上访自古便有,古史记载,尧舜时,朝前树立旌幡,民众对政务有所建言,都可来旌下陈述。各交通要道都竖立“谤木”,让大家在上面书写情况,反映对施政者的批评。到了西周,谤木古制依旧,又添了路鼓与肺石。有冤无门者击鼓申诉,可将冤情直达于上;另在朝门外挂一块形状如肺的石头,凡“穷民”“孤独老幼”等弱势者有申诉,可以到肺石下投诉。
两者后来慢慢演变成登闻鼓制--“听挝登闻鼓,有司录状奏之”。譬如汉代,将登闻鼓悬挂在宫门口的公车署里,《汉书》记载:“穷冤失职,则来击此鼓,以达于王。”这种绕过层层朝廷衙门而直达最皇帝内阁的直诉制度,是中国古代一种“民告官”的重要渠道,即我们现在所说的“越级上|访”。宋代直诉制度不断完善,设立了登闻鼓院和登闻检院来处理“越级上|访”,用来接待群众,处理事务,不得截访,不得代看进状,必须呈大内,由皇帝直接审阅。可以说,这是一种古风,只不过自古百姓畏官如虎,极少有百姓敢这么做,以至于延续下来的这种权利,渐渐被人遗忘,等到本朝的时候,洪武爷重新提上了朝堂之上,洪武自幼出身贫寒,对政治贪污尤其憎恶,其对贪污腐败官员处以极其严厉的处罚。在其主政的三十年里,大批不法贪官被处死,包括开国将领朱亮祖,女婿驸马都尉欧阳伦,其中甚至因为郭桓案、空印案杀死数万名官员。为了更全面的打击贪官,洪武爷干脆鼓励“民告官”,鼓励老百姓“越级上|访”。他在《大诰#8226;民陈有司贤否》中说:“自布政司至于府州县官吏,若非朝廷号令,私下巧立名目,害民取财,许境内耆宿人等,遍处乡村市井联名赴京状奏,备陈有司不才,明指实迹,以凭议罪,更贤育民。”意为如果官吏巧立名目,害民取财,允许当地德高望重之人联名赴京;甚至对那些被同僚排挤、诬陷,实际上很清廉的官员,老百姓也可以集体进京,为其昭雪:“若被不才官吏、同寮人等捏词排陷,一时不能明其公心,远在数千里,情不能上达,许本处城市乡村耆宿赴京面奏,以凭保全。他甚至鼓励普通百姓把贪官直接绑赴京城治罪,各级官员如果胆敢“截访”,就治以诛灭家族的重罪,如此严酷的手段下,大明初年百姓也是最风光的时候,但凡官员有任何的不检点,百姓便可手持一本《大诰》上京城高御状,一路畅通无阻,各地均不敢拦截。可此等手段洪武爷仍不放心,为了防止官员趁着百姓告官之时,毁灭证据,洪武爷甚至允许“越级绑缚”。“高年有德耆民及年壮豪杰者”,将贪官污吏直接“绑缚赴京治罪”,若各级官吏敢有阻拦者,全家族诛。并将此规定在《大诰》中加以明确:“今后所在有司官吏,若将刑名以是为非,以非为是,被冤枉者告及四邻,旁入公门,将刑房该吏拿赴京来;若私下和买诸物,不还价钱,将礼房该吏拿来;若赋役不均,差贫卖富,将户房该吏拿来;若举保人材,扰害于民,将吏房该吏拿来;若勾补逃军力士,卖放正身,拿解同姓名者,邻里众证明白,助被害之家将兵房该吏拿来;若造作科敛,若起解轮班人匠卖放,将工房该吏拿来。“算是对百姓极为优待的,为了彰显其决心,他甚至不惜亲自问了一个案子,常熟县有个老实巴交的农民陈寿六,被县吏顾瑛欺压迫害,陈寿六与弟弟和外甥三人一并擒拿县吏,携带《大诰》赴京面奏。得知消息的朱元璋非常高兴,不但亲切接见了陈寿六,还对其赏赐有加,“赏钞二十锭,三人衣服各两件”,并免其杂役三年。为了保护这个典型,朱元璋知照下面官吏,以后即使陈寿六犯法,也不许地方处理,而是由朱元璋自己审理。在如此三令五申之下,下面的官员自是不敢阻拦,自此百姓告官的人不计其数,只不过效果不甚理想罢了,百姓之中也有不好刁民,他们仗着律法的便利,趁机将衙门胥吏豪强绑缚起来,勒索其财物,还将其绑到京城去。有的地方甚至几成祸害,让洪武爷也对这个决定有怀疑,曾对人说:”老百姓“何不依《大诰》擒恶入京,一则受赏,二则立良民之名于一郡,使有司畏惧”?洪武后,百姓的这个便利渐渐也就无人提起了,虽说人人都知道有这么一回事,可极少有人用,久而久之百姓忘记了自己还有这样一个通天的权利,在这个节骨眼上能有百姓为一个官员上访,便是清官如况钟也有些怀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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