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峥看他没否认,到有几分意外,这个时代的官员可没几个对商业有什么好脸色,在以农业为本的国度,吃喝拉撒睡那都是百姓创造的,没商人什么事儿,就是有,也只是锦上添花而已,算不得什么,难得碰上了一个不反感的,如何不意外。
就在他意外的这会儿,稍作酝酿的况钟开口道:“卑职承认,在苏州工商业与苏州的确带来了莫大的好处,也算得上是一股新的实力,但它们的力量太小,如今的苏州已不是洪武爷时的苏州,吏治清明,百姓安居乐业,地主豪门,王侯公孙安分守己,如今的苏州各方势力横行,百姓苦困,再不行改革之举,势必会出大乱子?苏州一乱,对工商业再好也不能挽救整个苏州吧?“
整个问题算是说到了杨峥的痛脚上,眼前既不是明末,也不是二十一世纪,期望以工商业挽救一个苏州城倒也不是不可能,但至少在眼前有点不切实际,之所以会这么说,倒不是说苏州的工商业发展不好,而是工商业形成的力量太小,用他自己的话儿说,大明的工商业发展的确是困难重重,先不说商业资本在营运上主要是居间取得厚利,以牙行为中心,榨取直接生产者。明代商品生产虽有较大发展,但生产缺乏集中,城市大多是小商品生产者,而乡村农民遭受地主残酷剥削,为负担高额佃租及其他剥削,必须从事副业生产,因而长期保持农业和手工业的结合,许多流通市场的商品就是这种家庭农业和手工业结合的产物。明代各地出现星罗棋布的乡村集市,也更助长了农业与手工业的结合,适应于分散的商品生产。在这种场合下,商人要搜集大量的商品和物资,可以不必自己去直接控制生产机构,以加工的形式出卖商品,而可以利用无数的大小墟场组织,来达到集中商品的目的。这样,明代的绝大部分商品流通都是通过牙行进行的,许多著名的工商城市如扬州、苏州、临清等,各种牙行有数十家甚至数百家。明代的商人们便是通过这种牙行,进行不等价的交换,榨取直接生产者,让许多商人根本壮大不起来,而从另外一方面上看,由于商业处于末业,使得不少商业在发展上基本上是封建性的。它独立于生产之外,依靠封建特权独占商业利益以增殖其资本。明代各主要商业资本集团所经营的行业,多属政府专卖或与封建政治有所联系的商品。徽州商人和山陕商人是明代南北两支最大的商人资本集团,主要是以盐发家致富,浙江商人所经营的丝绸、珠玉,亦多与官僚有所联系。这样就使商业资本与封建政治结下不解之缘,经常成为国家财政的尾闾。中国的商业资本假如不是托庇于官僚政治之下,便很难获得超额利润,在这种社会条件下,本来与政治无直接利害关系的商人,或捐纳入仕,或课子读书,在从事商业活动的同时,极力跻身于官僚阶梯,使商业资本披上了封建官僚的外衣,很难在政治上有自己的话语权,这样的后果,使得大明的工商业更多依赖与官场和土地结合在一起的,通过三者的紧密结合,才能获取利润最大化,因为太过依赖,造成了其商业资本不可能转化成工业资本或产业资本,也不可能推动技术创新,最终使中国在明代丧失了工业革命的大好时机。眼下的苏州说工业革命尚且早了些,但难得是姗姗来迟的工商业总算与苏州的这场动乱之中,不断发展,力量虽小,但缓慢走了下来,这就好比是一颗处于摇篮中的萌芽,杨峥着实不想因为这场改革,死在摇篮之中,起了呵护之心,才与况钟有了今日这一番话,另一方面他毕竟是来自二十一世纪,对于工商业对于一个国家的赋税有多么重要,不言而喻,内心深处他甚至想大明会不会因为自己对商业上有所改变,十年,二十年,或者三十年,在赋税的收取上,不单单依赖在农业,也能在工商业上获取本该属于自己的好处,财政彻底充盈起来。
看着况钟一脸的刚毅,便知今日的再难在这个问题上说下去,这个心意已决的汉子也绝不会停止丈量土地,事实上从杨峥保护工商业的出发点上看,苏州的确到了必须做出改变的时候,土地兼并与商业固然有莫大的好处,但商业的发展离不开一个稳字,而能让苏州迅速稳定下来,自然是安抚百姓,用况钟的话儿说,耕者有其田,百姓能不惧朝廷的赋税,而大户、富户则要好好打击,断绝他们骗吃骗喝的本色,这样一来,丈量土地让苏州土地合理化势在必行,同时在赋税上则需要,统一赋役,限制苛扰,使税赋趋于稳定,要做到这两点,还真没有比自己的一条鞭法更为合适,但杨峥毕竟比况钟多了五百年的见识,至少在改革上他很清楚的了解这场变法的后果,好处其一,明初为保证赋役征发而制定的粮长制和里甲制,对人户实行严格控制,严重限制了人民的行动自由。一条鞭法的实行,使长期以来因徭役制对农民所形成的人身奴役关系有所削弱,农民获得较多的自由,在促进苏州的商业不是没有好处,但从坏处上看,一条鞭法的实施,不管杨峥愿不愿意都不可避免的触动大地主阶级的根本利益,必然会遭到他们的强烈反对,一旦处理不好,他担心刚刚从夹缝中展现出繁荣的商业萌芽,就此胎死腹中,要真是丈量土地不做也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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