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后那的半个半个世纪里葡萄牙船只驶过赤道,后达到刚果河口迪亚士的探险队到达非洲南端,发现好望角,并进入印度洋;至此以达迦马为首的船队沿迪亚士航线继续向前,经非洲东岸的莫桑比克、肯尼亚,开辟了从大西洋绕非洲南端到印度的航线,从而打破了阿拉伯人控制印度洋航路的局面。葡萄牙通过新航路,垄断了欧洲对东亚、南亚的贸易,成为海上强国。与之相对的是中国,由于郑和的航行没有将明帝国发展成为领土广大经济繁荣的国家:这支仪仗队并没有军事使命,也没有将它发展的贸易扩张为大规模的交往。大航海也因此消耗了明政府大量的财力物力。随着明朝海禁的开始,亚洲失去了在技术上可行的远望:发现新大陆和环游世界,从而慢慢衰落,从而为了保卫家园,不得不组织反击战,可以说这一切从郑和下西洋后便凸显了出来,如今他在阴阳差错之下来到了这个时代,一个足以做出改变的时代,难得的是他多了五百年的见识,让他面对这一次的历史缝隙难以无动于衷,他能做的和要做的都十分简单,那就是让大明的宝船不仅仅停留在第六次,第七次,而是第八次,第九次、第十次、百次、千次永远这么航下去,那怕走到世界的尽头,也永不停止。
但在大明这个国度里,从来都是在改革家逝世、被废黜、被罢职后半途而废人存政举,人亡政息。在这场利益的博奕中,因亲缘,因地缘,常常会结成利益集团。比如春秋战国私家(大夫)对抗公家(中央),致使田氏代齐、三家分晋、七雄并立。而一但这些利益集团的权利稳固后,他们的中央依然要再次选择改革,调动生产积极性,谋求更大的发展。春秋魏有李悝、赵有公孙仲、楚有吴起、韩有申不害、齐有邹忌、燕有乐毅、秦有商殃,皆此因。所谓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人道敏政,地道敏树。夫政也者,蒲卢也。故为政在人,取人以身,修身以道,修道以仁。仁者人也,亲亲为大。义者宜也,尊贤为大。亲亲之杀,尊贤之等,礼所生也。在下位不获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故君子不可以不修身,思修身,不可以不事亲;思事亲,不可以不知人;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
这样的局面他自然不想看到,这也是他为何极力说服内阁答应将西洋的十分一宝物送给皇室,因为他明白,任何的改革,任何大事能否长久,说到底就在于一个“利”字,大海航时代也好,郑和下西洋也罢,说到底都逃不过这个字所带来的隐患,他自问没这个本事彻底解决这个隐患,可要说处理好这个“利”字,他自信还有几分信心,永乐年下西洋,皇室一家独大,天下官员、豪门、商家、地主迫于皇权,敢怒不敢言,眼看着西洋下了六次,一旦朱棣人死如灯灭,往日辉煌的西洋之行,竟在瞬间搁置了六年之久,天下官员,豪门、商家、地主纷纷言及西洋之罪,让好好一个西洋之行,愣是被定上了祸国殃民之举大帽子,永世不得翻身,出现这种结果,固然是西洋之行耗费了国力,可另一方面,何尝不是这个“利”字没有分配均匀呢?
“利”《说文》铦也。从刀和,然后利,从和省。易利者,义之和也。孟子师子思,尝问牧民之道何先。子思曰:“先利之。”孟子曰:“君子所以教民,亦仁义而已矣,何必利?”子思曰:“仁义固所以利之也。上不仁则下不得其所,上不义则下乐为诈也。此为不利大矣。故《易》曰:‘利者,义之和也。’又曰:‘利用安身,以崇德也。’此皆利之大者也。”足见“利”字之厉害,人与人之间、人与物之间要恰到好处的相和,最适宜的和,才能得到真正的利。假使我有利,你没有利,乃至损害到你,而你得了利,一定会损害到他,这种有损另外一人的利,并不是利的目的,也不是利的定义;这里的利,是两利,彼此间都有利,才够得上利。永乐以天子至尊,自不明白这一点,所以他的西洋壮举只有六次便戛然而止,不经如此,天下的官员、豪门、商家、地主因西洋之行所获取的利益尽数归了皇室,从而不满,变成打击,演变到最后,变成了致命的摧残了,这样的局面,再想下西洋,除了均衡各方利益外,别无他法,他相信,西洋之利只要能让所有人都从中拿到好处,才算是最稳当的,有钱大家赚的买卖才能最为长久,各方都均衡,各方都参与,所以他先让皇帝开了海禁,方便天下商家,渔民,其次罢黜朝贡,功在利国利民,其次分十分之一给皇室,旨在给西洋好处,最后兴盛市舶司,算是满足天下官员,使得天下商家都有钱赚,不至于因为利益不均衡,跳出来惹是生非,可以说他的西洋之行,求的是一个“稳“一个”久“字,只可惜这一番宏图伟业,未必人人都能看得明白,西洋的宝物十分之一,若能拍卖,是不少,可若细细想来,杨峥用这十分之一的宝物,买了一个天大安稳,试问若皇室与天下争夺利益,无论是豪门,还是地主,甚至天下官儿又有几个能得到其中好处呢,他敢说一个都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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