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荣皱了皱眉头道:“如何心生繁荣!”
杨溥道:“我问你,下西洋最能带动什么?”
杨荣猛的一抬头,有些惊愕的看着杨士奇,杨溥,许久才从嘴里吐出两个字——商业!“
杨溥道:“不错,开创大明的商业,勉仁你想想看,南宋土地和人口都不如北宋, 这是用屁股都可以得出的结论。偏偏南宋的税收却远远超过北宋,北宋中期以后平 均年财政收入在六千万上下,而南宋的财政收入则常年保持在一亿以上,土地减少 了三分之一,税收增加了三分之二,宋朝财政收入的最高数字一亿二千万同样是南宋创造的。这说明什么?“
杨荣被人称为“东杨”并非是白叫的,略一思索,便体会出了其中的味儿,道:“靠商业?”
杨溥道:“正是,宋代的商业一直是朝廷充盈的关键,他们的发展不仅仅局限于江浙和四川等老牌地区,就连山区和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经济文化,也比唐代有较大发展,这也是另人很惊讶的。从手工业看,坑矿、茶盐、造船、造纸、制糖、纺织、制瓷等都比唐代进步的多,宋的手工业除了产地扩大,产量增加以外,技术提高也是非常明显,比如“糖冰”(冰糖)的生产技术,“单筒井”的开凿宋瓷的精良等,无不反应了技术的成熟和创新,而商业和手工业的兴起,解放了大量受俘于土地的农民,使他们投入于商业,手工业中。北宋时期就已经开始大量开采金、银、铜、铁、煤等矿藏,而且全国各地也出现了世界史上最早的制造工厂,加工工厂,如,造船厂、造纸厂、印刷工厂、织布厂、火器厂,还有各地的官窑等等。可见当时的手工业之兴旺是空前的,这些商业的发展,迅速让“坊制”得以突破,集镇的兴起,因此住宅区与商业区的界限逐渐消失,宋代的这一类的”新型”都市有些发展至有了很大的规模,如开封和杭州都达到一百万人口,而后者就是”马可波罗”在元初所见的“前所未有”的城市,即使是到了至元朝后期中国以外最大的城市是”巴格达”其人口只有三十至五十万之间,数百年后阿拉伯旅行家,伊本.贝图塔也称杭州为”世上最大的城市”!从事工商业的人口逐步增多,产量加大,投入资本大幅度扩充,因此构成朝廷户部收入主体的,也已不单独只是农业了,工商业所比重已经超过了农业了,他们的城市,随处都可开设店铺,所以改市税为“住税”,税率千分之二十,另外,征收货物通过税,称“过税”,税率千分之三十。对于次一等的草市、镇市或墟、集,官府允许商人包税。宋代全国的商税达到了一个可观的数额,而且有逐步增加的趋势。
宋太宗时,一年的商税总额达四百万贯,宋仁宗时增加到二千二百万贯,这是北宋的最高颧。此后,一直保持在每年一千万贯上下,成为国家财政的重要收入。南宋时,各地商税岁入逐步增加。临安府在北宋熙宁十年是全国商税最多的城市,共八万二千多贯。南宋咸淳年间,增加到四十二万贯。这还只是临安府“在城”的商税额。如果加上临安城外及所属各县的商税钱,宋孝宗淳熙年何共计一百零二万贯,儿乎达北宋景枯年间全国商税总额四百五十多万贯的四分之一。镇江府“在城”的商税,熙宁年间每年收入二万五千多贯,南宋嘉定年间增加到七万四千多贯,咸淳年间增加到三十三万六千贯。“三人当中以为杨溥的学问最高,所以这些数字,杨荣并不以为是夸张的说法,事实上他也不是一无所知,宋代在商业上的确独树一帜。
见杨荣沉默,杨溥继续说道:“我做过统计,在宋代全国每年收入的商税一千万贯左右,按照“过税”和“住税”的平均率千分之二十五计算,每年的贸易总额就达四亿贯。北宋的户口最多为二千万户,如果每年的贸易总额为四亿贯,则每户参加商品交易的数额平均为二十贯,再看看我大明,疆域无疑是大于宋代,便是耕地面积大于宋代,粮食的单位产量也高于宋代,但即便如此,可三十税一的税收,便是人口再多,耕地面积再大只怕我大明的户部也是年年够用,碰上好的年月到也罢了,一旦天灾人祸,北方战乱连绵的话,朝廷就拿不出银子来,没了银子,防御工事难以修建,黄河、运河难以修筑,将士们的粮草,武器难以及时,如何捍卫这个国家,不谋万世者,不足谋一时;不谋全局者,不足谋域。先帝将朝廷托付与我们,难道我们交给他的还是一个为了应付天灾人祸,应付蒙古人,需要削减开支,畏首畏尾的朝廷么!若是这样,我们怎么能对得起先帝么,大明的税收之底,历代罕见,可即便如此,朝廷能收上的岁入也不过两百万,而这竟是百姓的极限,一旦加税收,农业必会破产,那时就是天下风起云涌了,所以,单靠单纯依靠农业是不可能达到像宋代那样高的财政收入,显然宋代的收入主要并非农业,而是商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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