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如,五胡十六国时期,后燕建兴十年农历七月,后燕皇帝慕容垂派太子幕容宝为元帅,辽西王慕容农、赵王慕容麟为副元帅,领兵八万,向北魏大举进攻,北魏采取坚壁清野战术,拒不与之交战。后燕师老兵疲之后,不得不回撤,北魏拓跋珪立即率精兵二万骑渡河,追击燕军。于参合陂追及燕军主力,而燕军当时安营于陂东靠近河边处。魏军连夜登山,计划奇袭燕军。翌晨,魏军登上山头,下临燕营。燕军正要东归,忽见魏军遍布山上,士卒大惊。拓跋珪下令攻击,燕军争相渡河逃命,人马相互践踏,压死及溺死者数以万计。仅包括太子慕容宝及部分亲王在内的数千人逃走,其余燕军四、五万人全部投降。后来,在北魏大臣王建的建议下,所有投降的燕军全被坑杀。
本朝名将常遇春,人称朱元璋帐下第一猛将,此人勇武绝伦、对上忠心、对下爱戴,一生为将从未败北!只有一个毛病,爱杀降,朱元璋在与陈友谅在池州作战,常遇春是先锋,他在九华山设伏,一举攻克池州,俘虏陈友谅降卒3000余人。面对这批降卒,徐达建议上报朱元璋后定夺。常遇春当时没表态,却在当晚徐达不知情的情况下,将这3000降卒坑杀,只留了几个活口给陈友谅送信,还放出狠话“人是我常遇春杀的,有本事来找我”。常遇春不但杀降,而且还喜欢屠城!害的朱元璋常常叮嘱他不要嗜杀:光有土地,没有人民又有何用(《明史#8226;;常遇春传》记载:tai祖使使谕遇春:“克城无多杀。苟得地,无民何益?”)有了重重榜样,所以在战事上杀降的事情,偶有为之,并没人说什么闲言碎语,这也是张翼不明白杨峥为何要阻止的地方。
杨峥似知道张翼的疑惑,道:“他们既已投降了,咱们再杀了他们就不仁道了,广尝与望气王朔燕语,曰:“自汉击匈奴而广未尝不在其中,而诸部校尉以下,才能不及中人,然以击胡军功取侯者数十人,而广不为后人,然无尺寸之功以得封邑者,何也?岂吾相不当侯邪?且固命也?”朔曰:“将军自念,岂尝有所恨乎?”广曰:“吾尝为陇西守,羌尝反,吾诱而降,降者八百馀人,吾诈而同日杀之。至今大恨独此耳。”朔曰:“祸莫大於杀已降,此乃将军所以不得侯者也。”张大哥总不会想我年纪轻轻就遭受横祸吧?”
张翼哈哈一笑道:“这都是古人骗人的把戏,想不到大人竟也信,我可不信,大人要是怕,这事儿就让末将来办?”“未必非要杀了他们吧?”杨峥心头涌起一股同情之一,这些将士说到底都是寻常的百姓,若不是因为战事,他们未必会有今日之祸。
张翼道:“我知道大人仁义,可大人也看到了,若不是这帮家伙走投无路了,这些人根本不会投降,这是没了活路才丢下了武器,谁也不敢保证他们明日不会再反,他们可是精锐,人数也有一万多人,可不少,切是骑兵,重新回到了黎利的手中,加以休整,可都是能杀人的主儿,大人今日对他们仁慈,来日他们未必对我们仁慈,别忘了柳升的十几万大军,他们当初杀的时候,可毫不含糊!“
这番话儿合情合理,即便是开始动了恻隐之心的许震想要劝说两句,这会儿闭口不言。
王通也点了点头,张翼所说的话儿,并不是没有几分道理,这些人迫于形式才投降,其心就不诚,今日降了明日就能反抗,如此这般还不如杀了。
其实这番道理杨峥倒也不是不知道,战争是一种集体和组织互相使用暴力、虐袭的行为,是敌对双方为了达到一定的政治、经济、领土的完整性等目的而进行的武装战斗。由于触发战争的往往是政治家而非军人,因此战争亦被视为政治和外交的极端手段,这一决定了战争的目的是残酷的,在军事上,它目的是进行战争的阶级、民族、国家及其武装集团在军事上所要达到的预期结果。战争的军事目的是“保存自己、消灭敌人”,它是战争的根本目的,也是战争的本质。保存自己、消灭敌人是一切战争行动的依据。从古到今,从技术到战术,从战役行动到战略行动,都贯彻战争的军事目的,它普及于战争的全体,贯彻于战争的始终。在整个战争过程中,不论采取什么作战方式、作战部署和作战原则,运用何种武器装备,敌对双方的一切斗争都是围绕着如何保存自己、消灭敌人展开的。“不战而屈人之兵”(《孙子#8226;;谋攻》)只是达成战争军事目的的另一种表现形式,它以强大的实力优势为条件,使战争另一方意识到,如果对抗就会被消灭,所以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不会兵临城下,但一旦走到了这一步,无论是愿不愿意,战事的胜利无疑是谁都愿意接受的结果,而在这个结果之前,所有一切的为这场战事所做的任何事情都是值得原谅的,就算是杀降,这也是历朝历代不乏杀降的武将。
但杨峥毕竟是两世为人,对于战事上的看法上还是多了几分不一样的见解,杀降固然能取得一定的效果,如威慑,如消除对方的战斗力,但从另一方面看,杀降的后果也有不尽如意的地方,如在他看来,杀降会提高下次军事失败方的预期损失,这就好比做生意,一次性将一个行当的生意做绝了,看似不错,但预期收益并没有因此增大,因为你从此之后少了这个行当,也就是说你直接的后果是丢了饭碗,而战事相比,最直接的后果是将士们的仇恨,取而代之的将会是更疯狂的报复,战也是死,投也是死,既如此,不如「为国死,可乎?」,往往这个时候对方的防抗实力会更强,这一点从大唐名将薛仁贵坑杀回纥铁勒的效果可以看出,唐龙朔二年,回纥铁勒九姓突厥进犯唐朝,薛仁贵领兵讨伐,回纥铁勒聚兵十余万人,凭借天山(今蒙古杭爱山)有利地形,阻击唐军。当年三月初一,唐军与铁勒交战于天山,铁勒派几十员大将前来挑战,薛仁贵应声出战,独挑几十人,连发三箭,敌人三员将领坠马而亡,敌大军见之,立即混乱,薛仁贵指挥大军趁势掩杀,遂不时,敌人大军投降。有诗赞曰:将军三箭定天山,战士长歌入汉关!因为铁勒骚扰唐边境达数十年之久,薛仁贵命令将投降兵十三万人就地活埋,以除后患,这次杀降带来的直接后果是,人神共愤,大唐的大臣也多有对此不满者。杨德裔等大臣便激烈地弹劾薛仁贵,指责他“故杀降人”。而薛仁贵的暴行彻底激怒了铁勒人,这些本来愿意归降的部族自此与大唐结下了不解之仇,他们率部坚壁清野,远走漠北,诱使唐军深入追击,然后不断袭扰。最终唐军断粮,仓皇回逃,一路上先是吃马,马尽后,竟然“人皆相食”。一万多精锐唐军,等退到关内,竟然只剩了八百人,可以说大唐一直没能安抚铁勒人薛仁贵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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