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利本眯着双眼慢慢思索,但听到最后几句,神色微微变了变,自言自语的道:“朕还道他与众不同,当真为了国事,原来与那帮读书人一样,一丘之貉!”
老太监可不知皇帝的心思,见皇帝也没叫停,便自顾自的念开了,奏折很长,但文章写得浩然正气,因此诵读起来,也算是朗朗上口,言语之间,颇有一股气势,那太监不知不觉的融入其中,浑然不觉。
但毕竟是太长,老太监本就中气不足,大声念了这么久,早已口干舌燥,眼看就剩下最后的篇幅了,便也不停顿,略一沉吟,放开了声音念了起来:臣闻帝王之治,欲攘外者必先安内,书曰民为邦本,本固邦宁,自古极治之时不能无夷狄盗贼之患,唯百姓安乐家给人足则虽有外患而邦本深固自可无虞,唯是百姓愁苦思乱,民不聊生,然后夷狄盗贼乘之而起,盖安民可以行义,而危民易与为非,其势然也。
恭惟皇上嗣登大宝,首下蠋恤之。诏黎元忻忻方切,更生独祚岁以元年,(益蜀)赋一半,国用不足,又边费重,大内币空乏不得已差四御史分道督赋三督御史清理屯监,皆一时权宜以佐国用之急而人遂有苦其搜刮者,臣近日访之外论皆称不便,缘各御史差出目见百姓穷苦亦无别法,清查止将官库所储,尽行催解以致各省库藏空虚,水旱灾伤视民之众而不能赈,两广用兵供饷百出而不能支是国用未充而元气已耗矣,臣窃以为天之生财在官在民,止有此数譬之于人,禀赋强弱自有定分,善养生者唯樽节爱惜不以嗜欲戕之,亦皆足以却病而延寿。昔汉昭帝承武帝多事之后,海内虚耗,霍光佐之节俭省用,与民休息,行之数年,百姓阜安国用遂足,然则与其设法征求索之于有限之数以病民,孰若加意省俭,取之于自足之中以厚下乎,仰惟皇上即位以来,凡诸斋蘸土木瑶侈之费悉行停革,虽大禹之克勤克俭不是过矣,然臣窃以为矫枉必须过正,当民穷财尽之时,若不痛加省节,恐不能救也,伏望皇上轸念民穷加惠邦本,于凡不急工程无益征办,一切停免敦尚俭素以为天下先。
仍乞勒下吏部慎选良吏牧养小民,其守令贤否殿最,惟以守巳端洁,实心爱民乃与上考称职,不次擢用,若但善事上官干理薄书而无实政及于百姓者,虽有才干局止于中考,其贪污显著者严限追赃押发各边,自行输纳完日发遣发落,不但惩贪,亦可以为实边之一助,再乞勒下户部悉心讲求财用之所以日匮者,其弊何在。今欲措理其道何由今,风俗侈糜官民服舍俱无限制,外之豪强并赋役不均花分诡寄,侍顽不纳,田粮偏累小民,内之官府,造作侵欺,日日破奸徒罔利,有名无实,各衙门在官钱粮漫无稽查,假公济私,官吏滋弊。凡此耗财病民之大者,若求其害财者而去之,则亦必索之于穷困之民以自耗国家之元气乎。前项催督御史事完之后宜即令回京,此后不必再差为地方之病,其屯监各差都御史应否取回别用,但责成于该管抚按使之悉心清理,亦乞勒下该部从长计议,具奏定夺以后上下唯务清心省事,安静不扰众(庆)民生可遂而邦本获宁也,伏乞圣裁。“
老太监一口气念完,便气喘不已,但黎利却一言不发,脑海里仍旧回荡着这篇算得上忠君爱国的文章,文章引用《尚书》里那句为人熟知的“民为邦本,本周邦宁”,提出了“固邦本”的政治目标。且多次表述“致理之道,惟在于安民生,安民之要,惟在于察吏治”一类的观点,可以说,这些话儿,都是处于底层的小民没有表达自己意见的机会,他们的疾苦只能被动地由官员们察知,即使贪官污吏们的压榨超过极限也无处申诉,起义是他们表达愤怒的惟一方式,正如这书生在评论眼下起义频仍的原因时所指出的,“非民之好乱,本于吏治不清,贪官为害耳”。
这样,就由安民的政治目标推导出“吏治”问题,在书生看来,人君驾驭官员的手段无非是“赏、罚、用、舍”四字,“欲用舍赏罚之当,在于综核名实而已”。无论怎么看,这篇奏折的确是难得针对国事的好奏折,一个书生能写出这等奏折,其见识,其学识,其忠心无疑,但他千不该,万不该以阮鹰的学生自居,且这份奏折多有言阮鹰的事迹,这让黎利对这份奏折的诚意产生了怀疑,再者,这奏折上对他多有诋毁,没有那个帝王希望自己的王朝被人说得一无是处,更何况他的王朝才刚刚开始,若这等风气任由其发展下来,日后人人可以击鼓鸣冤,人人可以上一份万言奏折骂骂朕,这天下还不乱了,这么一番思索,对于沈傲的那点好感彻底丧失干净。
但对于一个读书人能有这般见识,黎利还是感到由衷的敬佩,所以并不打算惩罚与他,但这奏折是不能退回去了,只好束之高阁,当然了眼下也不是谈论奏折中内容的时候,当务之急,是让如何让这帮人尽快退出皇宫,闹腾了一早上,再闹下去,也不好看,当然了,让他放出阮鹰这头猛虎他是万万不能的,那是一头蛟龙,一旦入了海,后果如何,谁也不可能预料,他也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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