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也不以为意,这些年越发得厉害,开始对朝廷奉为金科玉律的儒家经典进行抨击,认为儒家经典的六经,如《论语》、《孟子》并不都是圣人之言,是经过后人吹捧拔高形成的,不能当做万年不变的真理。
他反对歧视妇女,当有人说:“妇女见短,不堪学道”的时候,他驳斥说,人们的见识是由人们所处的环境决定的,并不是先天带来的。他指出:“夫妇人不出阃域,而男子则桑弧蓬矢以射四方,见有长短,不待言也。……故谓人有男女则可,谓见有男女岂可乎?谓见有长短则可,谓男子之见尽长,女人之见尽短,又岂可乎?”(他主张婚姻自由,热情歌颂卓文君和司马相如恋爱的故事。
反对理学空谈,提倡功利主义。不合时宜的说了些道学家的丑恶面目,指出他们都是伪君子,“名为山人,而心同商贾,口谈道德,而志在穿窬”,仁义道德不过是掩盖他们卑鄙龌龊的假面具,“本为富贵,而外矫词以为不愿,实欲托此以为荣身之梯,又兼采道德仁义之事以自盖”(同前)。他不同意道学家宣传的“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的说法,认为人类的任何举动都有其谋利和计功的目的。董仲舒“正其义”、“明其道”的宣传,也是以功利为目的的。
从功利的观点出发,李贽主张富国强兵。他批评理学家“高谈性命,清论玄微,把天下百姓痛痒置之不闻,反以说及理财为浊”的行为。他指出:“不言理财者,决不能平治天下”。针对儒家把文武分途,儒者不懂武事的现象,他强调武事重要,认为“知兵之将,民之司命,国家安危之主”。他提倡耕战,认为“务农讲武,不可偏废”,说“盖有所生,则必有以养此生者,食也。
有此身,则必有以卫此身者,兵也”、。针对正统理学家的“存天理灭人yu”的命题,他提出“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的主张,认为“理”,就在百姓的日常生活当中,可谓是大胆至极,若说这些到也罢了,圣人是死人,教科书已经延续了千年,不会因为他一人的言语而发生动摇,况且他不过是一介布衣而已,说话的分量自是有限,纵然他认为“至道无为”才是最佳的治国良药,认为人类社会之所以常常发生动乱,是统治者对社会生活干涉的结果。他理想的“至人之治”则是“因乎人者也”,顺乎自然,顺乎世俗民情,即“因其政不易其俗,顺其性不拂其能”,对人类的社会生活不干涉或少干涉,可一来人言轻微,二来旁人早已将他当做了疯子看,虽说了多年不合时宜的话儿。
倒也没怎么样,久而久之,胆子也大了些,碰到杨峥后,见这位朝廷二品官儿,年纪虽轻,见识却不凡,好多的见解,甚至比自己还要大胆,他认为“尽天地之间,无不是气,即无不是理也”,以为“气”是物质实体,而“理”则为客观规律。又以“絪蕴生化”来说明“气”变化日新的辩证性质,认为“阴阳各成其象,则相为对,刚柔、寒温、生杀,必相反而相为仇”。强调“天下惟器而已矣”,“无其器则无其道”。由“道器”关系建立其历史进化论,反对保守退化思想。又认为“习成而性与成”,人性随环境习俗而变化,所以“未成可成,已成可革”,而教育要“养其习于蒙童”。
在知行关系上,强调行是知的基础,反对陆王“以知为行”及禅学家“知有是事便休”观点,在为官上反对豪强大地主,认为“大贾富民”是“国之司命”,农工商业都能生产财富。可谓是一阵见血的说出了他想说的话儿,不经如此,他提出的“行己有耻”,即是要用羞恶廉耻之心来约束自己的言行,把“自子臣弟友以至出入往来、辞受取与”等处世待人之道都看成是属于“行己有耻”的范围。
有鉴于眼下诞生的些学人和士大夫寡廉鲜耻、趋炎附势而丧失民族气节,他把“博学于文”与“行己有耻”结合起来,强调二者的关系。他说:“士而不先言耻,则为无本之人;非好古而多闻,则为空虚之学。以无本之人而讲空虚之学,吾见其日是从事于圣人而去之弥远也。”因此,他认为只有懂得羞恶廉耻而注重实学的人,才真正符合“圣人之道”。否则,就远离了“圣人之道”。所以,“博学于文”、“行己有耻”,可比自己的要明确了许多,正是如此,才让他有了知己的感觉。
可听他如此言语,先是感到惊讶,既而有些疑惑,才大胆喊了声。
杨峥缓缓收回目光道:“军师,这世间有些事情,不是认同就一定要说出来,有时候不说出来,或许更好?“
徐朗道:“卑职愚钝,还请大人指点?”
徐朗摇了摇头道:“军师严重了,能将孔圣人看成寻常人,又岂能是愚钝之人,我之所以不说,是眼下的局面,不容许罢了?”
徐朗似还有些不解。
杨峥继续道:“军师我问你,眼下你我什么最重要?”
徐朗想了想道:“平定安南!”
杨峥道:“不错,平定安南,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尽快平定安南,若因为这些大实话儿引起了那些言官的主意,军师以为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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