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初,杨峥也有这个打算,只是对于学问,他的确不如这帮庶吉士,加上对古代文学理解不够,所以一直也找不到很好的切入法子,而曾鹤龄就不一样了,
自小熟读四书五经,状元及第后,历官翰林院修撰、侍讲,至侍读学士、奉训大夫。参与编修《成祖实录》、《仁宗实录》,学识极为渊博,在杨峥的潜移默化之下,眼界比其先前开阔了不少,通过这两日的诵读研究,以及结合实际,他发现逻辑学最大的好处就是明确概念。怎么明确?墨子认为:异类不必比,说在量。”如木与夜孰长,智与粟孰多,爵、亲、行、贾四者孰贵?几个概念不同类所用的量也不同。无法比较。但想要比较,也不是不可能,只要定与之比对的量了,而逻辑学就是很好的定下了数量、关系、性质、位置、时间、状况、属有、动作、承受。本体的自身独立存在,而其他九个范畴都必须依赖本体。通过分类,基于这个,他发现,这个逻辑学可以微微修改一下,向格物上靠拢也不是不可能的,这样一来,也避免不必要的麻烦。
这个想法与杨峥一说,立即获得了杨峥的同意,从今日一早开始,他就开始分明吸收这六本书中的精华,然后加以消化,从而提取公论、十伦论,下编论三段法,是各家关于逻辑问题的论述及对亚里士多德命题、三段论的解释,编辑成书,书最好是上下两册的那种,上策说的是五公论讲概念的种属关系和它的五种特性,解释的方法是按公元四世纪薄斐略所述亚里士多德范畴概念的:“五旌”之说“宗、类、殊、独、依”,即今所谓“属、种、种差、固性、偶性”的烦琐注释来分析的。后五卷的十伦是以亚里士多德范畴为纲,自立体、几何、互视、何似、施作、承受、何居、暂久、体势、得有,即为实体、数量、关系、性质、动作、遭受、地点、时间、状况,综合薄斐略以来“经院派”烦琐学者们的辩论写成的,增进了当时所谓范畴的辩论问题。
下策则是更多是说的是实际问题了,这些问题,加上众人的看法,溶入其中,多余理学格物靠拢,如此一来,这本学问书也算是披上了一件神圣的外衣,日后他人也好接受些。
这想法经过曾鹤龄说出,杨峥就同意了,但也提出了自己的要求,《工具论》最主要内容是形式逻辑,其中包括,同一律、矛盾律、排中律、判断、判断形式、三段论等,都是由亚里士多德首先规范的。早期教会是反亚里士多德哲学的,罗马教皇格里哥里九世时代改变了原来的方针,认为可以利用这一逻辑体系来修补基督教神学体系。这部书就是欧洲中世纪融合了亚里士多德逻辑体系的“经院哲学”的代表,对后世的欧洲文艺复兴的影响力是相当持久的。
能不能通过这门学问给大明注入新的活力,说到底除了学问的自身外,更大的则是直观的感觉,领悟了,而这些东西最快的来源地,无疑是书本了,所以对于曾鹤龄让逻辑学披上神圣的外衣,他是同意的,但不能光顾着披上外衣,从而忽视了真正的东西,所以他对这本书的要求极为苛刻,除了维持这部书达辞“艰深邃奥”外,曾鹤龄等人在提炼时需要反复琢磨,字斟句酌,整个提炼过程,要经得起考验,要有“只字未妥,含毫几腐;或片言少棘,证解移时”的一丝不苟的提炼作风,为大明留下了一批逻辑名词,如以直通、断通,及推通来译概念、判断与推论;以明辩,推辩,来译释演绎、归纳;以致知、致明、致用,分别来译科学、理论、实用等,不能局限于五年,十年,甚是二十年,最低限度五十年,再者,提炼之时,需要根据中国逻辑史上的名词名字,结合西方逻辑术语,把物理学译为形性学,数学译为审形学,形而上学译为超形性学,自然科学译为明艺,精神科学译为韫艺,逻辑学译为辩艺、名理等等,总之要准、细、严,否则不用也罢。
曾鹤龄本就是个认真的人,加上在翰林院编修了不好书,对于一本书如何提炼,如何编修,如何彰显内容,极有经验,除了融入了杨峥的几点要求外,还主动的加入了在翰林院编修时的经验,所以提炼这六本书的工作极为严谨。
杨峥与杨溥走进翰林院的时候,曾鹤龄等人已经开始着手了,杨溥随手拿起书稿,见字迹工整,各种理念都一一列出,难的事各种名词与眼下的理学词儿多有挂钩,不禁暗暗点了点头心道:“年纪轻轻,能有这份心思做学问,着实不简单的?”
这时曾鹤龄提着与众人商议提炼的书稿,走了过来给杨峥过目。
杨峥对此事极为重视,自是不含糊,细细看了一番,见提炼的内容并不少,语句显然是经过反复推敲,基本上达到了自己的要求,当然了缺点也是有的,一来这几本书太过深奥,许多需要详细解释的反而没解释,而比不要的多说,一看就明白的理论,却占据了大量的篇幅,对于这一点,他只好继续解说了一番,最后正色道:“此学实乃百学之宗,乃订是非之磨勘,验真伪之砺石,是万艺之司衡,灵界之日光,明悟之眼目,义理之启钥,为诸学之首需者也。诸君之努力,必为广开华夏百学之门,随此书永垂万世!”不可儿戏,我等须得拿出汉宋两代司马公写史书的态度来完善此书,为逻辑学在我大明开花结果,人人都明白逻辑治理,从而探求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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