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最高理想是周公相成王。大儒做国君的卿相大夫,小儒给富人办丧事,自己家里人跟着去吃酒饭,过着寄生虫的生活。儒家利益与统治阶级完全一致,两者间妥协合作是很自然的。墨家与统治阶级利益并不一致,统治阶级为了要利用墨家,作暂时的勉强的有限度的让步,墨家对统治阶级则是忠实服务,竭尽心力,成为最驯服的仆役。墨家一方面对儒家猛烈攻击,企图夺取儒家政治上的地位。一方面视死如归地为国君贵族守城御敌,保卫他们的利益,以为这样做,可以取得信任,庶几行施自己的学说。事实却相反,墨家不曾得到卿相行道的机会,儒家虽受攻击,依然为国君贵族所尊重。
但双方的争斗还是你死我活,。儒家主张“亲亲有术(等差),尊贤有等”,严格区别亲疏尊卑,巩固封建等级制度。墨家不反对等级,但反对儒家所说的等级,主张兼爱、节葬、尚贤、尚同。。儒家主张有命在天,寿、夭、贫、富,安、危、治、乱都是不可改变的天命。
墨家反对宿命论,认为天欲义(善政)而恶不义(乱政),鬼神赏贤而罚暴,命是暴王(亡国之君)所作,穷人(怠惰人)所述。
儒家主张繁饰礼乐,教富贵人糜费财物,自己分肥得食。
墨家反对不劳而食,主张节葬、非乐,斥儒者“贪于饮食,惰于作务”。儒家主张穿古衣,说古话,“循(述)而不作”,“仍旧贯,何必改作”。墨家反对保守,主张创造新事物。(多适合建立现代强国的文化)
儒家主张不显谏,待国君问,问小答小,问大答大,不问不言。墨家反对庸言庸行,主张“事上竭忠,……有过则谏”,“务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古人常说“文死谏,武死战”根本就不是儒家的学说,被儒家冒用了)强使国君行有利人民的政事。墨家攻击儒家,与荀子痛斥贱儒很多相同处,不同的是荀子痛斥七十子后学,墨家则直接攻击儒家创始人孔子。
孔子主张复西周之古,按照周礼所规定的等级分配生活资料,这自然是一种空想。
墨子虽也承认贵贱的等级,以为天子、三公、诸侯、卿、大夫下至乡长、里长、家君(家长)各级正长,都是有智慧有威权能统一是非表率万民的贵人,万民则是贱者愚者。
但墨子主张选择贤良为正长,并复大禹之古,要求各级贵人学大禹过着与万民同样勤劳菲薄的生活,放弃剥削的权利。这更是一种空想,永远不会得到统治阶级的采纳。“将求之不得也(不可求得),虽枯槁不舍也(死也要追求)”,墨家就在这个空想的追求中幻灭了。(不可能!天地可灭,墨家幻想建立人类大同的宏愿也不会灭亡,想想现代西方文明,不就是实现了墨家的很多理想吗?)
孔子尊天信命远鬼神,天子得祭天,庶人只许祭户神或灶神,祭鬼只许祭父母。墨子尊天非命信鬼神,主张人无贵贱,都有权祭天和众鬼神。
这些在两家的著作里,多有记载,有个巫马子对墨子说:“我不能兼爱。我爱邹人于越人,爱鲁人于邹人,爱我乡人于鲁人,爱我家人于乡人,爱我亲于我家人,爱我身于吾亲。“(《墨子·耕柱》)
巫马子是儒家的人,竟然说“爱我身于吾亲”,很可能是墨家文献的夸大其词。这显然与儒家强调的孝道不合。除了这一句以外,巫马子的说法总的看来符合儒家精神。
因为照儒家看来,应当爱有差等。
谈到这些差等,孟子说:“君子之于物也,爱之而弗仁;于民也,仁之而弗亲。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孟子·尽心上》)孟子同墨者夷之辩论时,问他“信以为人之亲其兄之子,为若亲其邻之赤子乎?”(《孟子·媵文公上》)对于兄之子的爱,自然会厚于对邻人之子的爱。在孟子看来,这是完全正常的;人应当做的就是推广这种爱
使之及于更远的社会成员。“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孟子·梁惠王上》)这就是孟子所说的“善推其所为”(同上)。这种推广是在爱有差等的原则基础上进行的。
爱家人,推而至于也爱家人以外的人,这也就是行“忠恕之道”,回过来说也就是行“仁”,这都是孔子倡导的。这其间并无任何强迫,因为一切人的本性中都有侧隐之心,不忍看得别人受苦。这是“仁之端也”,发展这一端就使人自然地爱人。但是同样
自然的是,爱父母总要胜过爱其他一般的人,爱是有差等的。
儒家的观点是这样。墨家则不然,它坚持说,爱别人和爱父母应当是同等的。这会不会弄成薄父母而厚别人,且不必管它,反正是要不惜一切代价,也要消除儒家的有差等的爱。孟子抨击“墨氏兼爱,是无父也”的时候,心中所想的正是这一点。
在爱的学说上,儒墨的上述分歧,孟子及其以后的许多人都很清楚地指出过。但是除此以外,还有一个更带根本性的分歧。这就是,儒家认为,仁是从人性内部自然地发展出来的;而墨家认为,兼爱是从外部人为地附加于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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