翰林院的日常活动,既是履行其处理政事的职能,同时更具有锻炼能力、增长见识的意义。譬如,以皇帝名义颁发的各种诰敕本应阁臣起草,但实际上一般性文件多由翰林代笔,这项工作有助于翰林官适应政务、加深阅历、加强对国家事务的熟悉;对明代历朝实录的编写一般由阁臣领衔,翰林负责实际编修,这项工作加强了翰林官对前朝政典故事的深入了解;而在经筵侍讲中,翰林官又因此而不断熟悉朝廷仪制和国家要政;同时由于经筵讲读而形成的亦君臣亦师生的关系,成为翰林官在院期间或日后为官主政时启沃君心、对皇帝施加影响的重要条件。
此外,翰林官有着更多的亲炙鸿儒、接近权要的机会,又能饱览史料邸报,参加某些重要会议,便于对政局时事获得具体而深入的了解。这些都使翰林学士不断积累政治学识和经验,为日后准备较好的政治素养,因此这个官儿不大,但这类职位在明朝前途光明,较容易升迁为高官,但前提是有政绩,在翰林院什么是政绩,编修史书无疑是最大的功绩了,所以每年的科举后,朝廷总会让那些有才学学子,进入翰林院,编修前朝或者本朝的史书、会典、史稿、好获得升迁的资历。
王直永乐二年进士。授修撰。历事明仁宗、宣宗二朝,累升至少詹事兼侍读学士,在这个位置待了有些年月,早就想挪挪位置,因此这次的编修《元史》格外的用心,他先让曾鹤龄等人将元朝各类典籍从国库中寻出,其中包括《天文》、《历志》、《地理》、《河渠》四志的史料,除此之外,一是实录,二是《经世大典》,三是文集碑传,四是采访。如此耗费了一番功夫后,才着手编修工作,由于成吉思汗建国以前,蒙古人还没有文字,后来借用畏兀儿文写蒙古语,创制了畏兀儿字的蒙古文。
到元朝问鼎中原后,忽必烈又命国师八思巴用藏文创制“蒙古新字”,作为官定的蒙古文。因此蒙古建国前和建国后的一段历史,都是后来追述的,比较简略,也有错误。蒙古太宗(窝阔台)到宪宗(蒙哥)时期编成的史书《元朝秘史》,就是用畏兀儿字的蒙古文写成的。这部史书对了解十二至十三世纪上半期蒙古族历史有重要价值。
元世祖中统二年。由参知政事王鹗建议,忽必烈始设翰林国史院,开始纂辑国史。至元年间,又设立蒙古翰林院,专用蒙古文记录史事。这些机构的设立,使元朝除了元顺帝的“实录”缺失,其他十三帝都有较为完整的“实录”,为撰修《元史》提供了主要史料依据。后来由于元朝末代皇帝元顺帝无实录可据,当年朱元璋为了弥补元顺帝一朝历史,派欧阳佑等十二人为采访官,到北平(今北京)、山东等地,搜集史料,以备续编。但当年编修任务极重,宋濂虽说是饱学之士,但存在不少错误,这还包含不少史料的真假,为此,他们花费了数月功夫,去伪存真,算是得出满意的结论。
另外,历代的《后妃功臣列传》也是《元史》本纪和列传的重要资料来源。
元朝的典章制度史也不少,主要有《皇朝经世大典》(《元史》中的《志》和《表》主要取材于此)八百八十卷、留存至今的《元典章》、王祯的《农书》、郭守敬的《授时历经》等,这些都是修《元史》的重要参考材料。此外,还有些史料杂著,如宋人著的《黑鞑事略》、《蒙鞑备录》、《长春真人西游记》等,这些都是他编修《元史》的材料来源,与原先的史书相比,这次他尽量做得史料丰富,查漏补缺,凭着这个要求,整本《元史》竟花费了原本两倍的时间。
不过慢工出细活这话儿一点都不错,明初编修的《元史》就资料而言,在长期战乱之后,史籍散失很多,一时难以征集,很难完备,已经收集到的资料,限于翻译条件,也没有得到充分利用。如《元朝秘史》以及元朝的蒙古文典籍、档案等等,都是很大的缺憾。所指出的问题主要是:随得随抄,前后重复,失于剪裁;又不彼此互对,考定异同,时见抵牾。如本纪或一事而再书,列传或一人而两传。
同一专名,译名不一。史文译改,有时全反原意。沿袭案牍之文,以致《河渠志》、《祭祀志》出现了耿参政、田司徒、郝参政等官称而不记其名。又据案牍编宰相年表,仅删去其官衔而不予考订,以致有姓无名。对于这类问题,王直并没有盲目的采用,而是听从了杨峥的建议,对需要推敲的地方,先是查阅资料,然后结合史书前后,细细推演,再者进行考证,这些问题都得到了极好的完善。
当然了,这些问题,并不是大问题,最让编修人头疼的莫过于,朱元璋在让人修《元史》时,列传照抄碑志家传之类,取舍不当之处甚多。改写纪年的干支,竟有误推一甲子六十年的情况,使史实完全错乱。史料中没有具体庙号的皇帝,改写时弄错的例子甚多,如将tai祖误为太宗,太宗误为tai祖,宪宗误为世祖,世祖误为宪宗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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