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输要加耗,鼠雀吃食、水中漂没、腐烂等都会有消耗。所以田粮正项之外,耗米征收是一大负担,也是一大漏卮。最大的问题是“豪有力者只供正额,而一切转输诸费,其耗几与正额等,乃独责之贫民。此耗之不得其平也”。为了改变这种状况,宣德八年,周忱创“平米法”。平米,指正额与耗米两项而言。其办法是:“官民田皆画一加耗。初年正米一石加耗米七斗,计输将远近之费为支拨。支拨之余者存积县仓,曰余米。次年余米多,正米一石,减加耗为六斗。又次年益多,减加耗为五斗。”在平米法的基础上,又建立“济农仓”。济农仓米的来源,其一就是平米支拨后存留的余米,此外,还有丰收年发官钞所籴储存的粮米,以及奏定“京俸就支法”所节省的耗米。据周忱于宣德七年所奏:“先是,苏、松、常三府岁远南京仓米一百万石,以为北京武职之俸。每石外加盘用耗米六斗。然前俸既可以南京支取,独不可以三府就取乎?是岁,减耗米六十万石。”又据《明史#8226;周忱传》,这个就支办法规定,给予就地支取者每俸米一石船价米一斗。所节余部分是耗米每石五斗。另外,在某些县份还有向富人劝借米,清理豪右侵占绝户田租等。济农仓除去用于赈贷贫民耕作食用之外,“凡陂塘堰圩之役,计口而给食者,于是取之;江河之运不幸遭风涛亡失者,得以假借”。“买办纳官丝绢,修理舍、廨、庙、学,攒造文册及水旱祈祷”等都随时支用。这种把田赋的征收与徭役的支出混合使用的办法,实际上开了赋役合征的先河。在明代赋役制度的改革中具有开创意义,为历代史学家所推崇,杨峥那会儿为了应付历史考试,可没少与“平米法”打交道,久而久之就记住了周忱的大名?此时想都不想脱口而出。
周忱一听“平米法”三个字,顿时双眼一亮,喃喃道:“果然是个好法子,大人好才学?“
杨峥楞了一下,心道:“这法子不是你独创么,难道这个时候还没实施?”
周忱似对杨峥的法子极为欣赏,低头沉思,竟不再言语。
一旁的夏元吉看自己心腹爱将如此不懂得交际,微微摇了摇头,当年因浙西发生洪水灾害,有司治不效,于是命户部尚书夏原吉主持治理。他在《苏松水利疏》中分析了当时本区的水道形势,认为治水关键是疏浚下游河道,使洪水畅流入海。但以往泄水干道吴淞江已严重淤塞,从吴江长桥至夏驾浦一百二十余里的上游段虽可通水,但多有浅狭之处,而自夏驾浦至上海县南跄浦口(吴淞江入海旧口,在今吴淞口之南)的一百三十余里则已是“茭芦丛生、已成平陆”。重新使之通畅,则工费浩大,不如上段着重疏浚东北入江的嘉定县刘家港和常熟县白茆港,下段着重疏浚直通南跄口的范家浜。此外在河口设闸,控制泄水和涨潮,再修理加固围堤,水灾当可得到控制。当年集中了十多万人进行施工,到第二年九月完工。其治理主要工程是由夏驾浦引吴淞江上游水自刘家港入江;开范家浜,上接大黄浦,引淀山湖水自南跄口入海,从而改变了太湖下游泄水道的基本格局,其中周忱帮忙理财,用极少的银两,完成了当年算得上浩大的工程,从此后对这个年轻的后生极为看重。
后来周忱考中进士,选庶吉士。自请进文渊阁,与修《永乐大典》等。授刑部主事,进员外郎,他都默默关注,但此后的十几年里一直没得到升迁,让他感到有些惊讶,对于自己看重的这个后生,腹中的经世才如何不知,一番打探下,才知自己这个心腹为人实在太不善于交际,终日除了摆弄自己的数字外,极少与同僚走动,一来二去,早年的那点声名别人渐渐淡忘了,一直没有得到升迁的机会,难得国家有如此栋梁,夏元吉着实不想让这么好的一个人才给白白浪费了,这才动用自己在官场上的关系,在永乐二十二年,升迁为了越王长史算是升了一级,这一年多了,总算是将自己心中所学展现了出来,得到了朝廷的嘉奖,让夏元吉大为高兴,决定再帮这个后生一把,恰好昨日皇帝招他进宫议事,言起苏松赋税的问题,江南官田重赋,是明代经济财政中一个十分特殊的现象。沉重的负担,迫使农民大批逃亡,国家税源减少,拖欠严重。苏州府,从永乐二十年至洪熙元年欠粮三百九十二万石;松江府,从永乐十三年至十九年不得不免征几百万石。宣德初年,苏州府累计拖欠至七百九十万石,赋税根本征不上来,但江南是朝廷的财赋重地,承担着官僚、勋贵的巨额俸禄支应,今年若再征收不到赋税,怕是官员的俸禄都有莫大的问题,皇帝起初的意思是下诏减轻官田税额,身为户部尚书,自不愿意皇帝下达这份指令,一来户部银两并不多,二来,江南赋税虽重,但江南自古便是鱼米之乡,尤其是从郑和下西洋后,带动着苏松一带贸易往来,可没少赚取银子,那些官僚、大户手中银两可不少,三来,眼下的局面,朝中多方用钱,户部若减少江南一带的赋税,日后只怕越发支持,因此他建议皇帝派遣一个官员去治理为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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