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少人问明朝的内阁为何在后期皇帝不上朝也能运作,这里说一句。
中国的内阁最开始,按照资料显示,应该在唐代唐玄宗时期就开始在宫延内阁设置翰林学士,这原是一般行政系统以外的差遣,不计官阶,也无官署,只是在宫延内的学士院住宿,以待皇帝不时宣召,代皇帝起草文件。
当年因贞洁道士吴筠的推荐,李白被召至长安,供奉翰林,其实就任过这个官衔。直到唐德宗以后,翰林学士这个职务才日趋重要,由于兼有顾问、幕宾、清客的身份,整天不离皇帝左右,常有进言的机会,有希望参与政务,直至升任宰相,所以为仕途中人所羡慕。后来习惯以翰林学士为清要之选。几乎不是翰林出身的人就不能正式拜为丞相。
到了宋代后,沿袭唐代制度的。唐代有翰林学士、知制诰,为皇帝亲信顾问之官,其地位很重要。到了宋代,又特定其资权,变成了一种清要而又显贵的官员了。宋代能入翰林学士院任职的,都是一些文学之士。学士中资格最老的称翰林学士承旨,其下称翰林学士、知制诰。承旨不常设,其他学士也无定员。学士院的职权是负责起草朝廷的制诰、赦敕、国书以及宫廷所用文书,还侍皇帝出巡,充顾问。实际是皇帝的秘书处和参谋官员。地位进一步被抬高了,到后来与实际掌政权的政事堂(中书门下)枢密院居平等地位。翰林学士知制诰即以代皇帝撰文告为专职,有的称“承旨”。冠翰林之名而不属学士院的,有翰林侍读学士、侍讲学士。这些所谓经筵官,以在皇帝左右进讲书史为职。皇帝很需要收罗这批饱学之士作为“智囊”,故倍加恩宠。此后,凡执政大臣,多授予某某殿大学士的荣誉衔,以表示尊崇。
到朱元璋建立大明后,朱元璋鉴于历代宰相职权太重,容易对皇帝的统治形成一定的威胁,决定永远废除宰相一官,并撤销中书省、尚书省,改由六部尚书分担国务,直接受命于皇帝,以期权力高度集中。但是皇帝个人毕竟不能万事都通晓,又不得不在殿阁之内招集一群顾问,据统计,废除丞相制以后,朱元璋平均每天要看两百份文件,处理四百件事情,朱元璋有穷苦出身的底子,每天处理这么多奏折,文件还是有些吃不消,有一次,户部尚书茹太素上了一篇奏折给朱元璋,朱元璋命人读给他听,读到一半的时候就用了近三个小时,都是什么三皇五帝、仁义道德之类的套话,朱元璋当机立断,告诉手下人不要读下去了,数了数数字,已经有一万字了。
朱元璋气急了,命侍卫将茹太素抓来狠狠地打了一顿。
到洪武十五年,朱元璋感觉废除丞相给皇帝带来的种种弊端,经过深思熟虑后,仿照唐宋旧制,设置华盖殿、武英殿、文华殿、文渊阁、东阁诸大学士,以其常授餐于“大内”(天子宫殿之内),常侍皇帝“殿阁”之下,起宰辅的作用,为避宰相之名,故名为“内阁”(见《明史#8226;;职官志》)。
自此,内阁在明朝正式落户,但当初内阁的权利并不大,有点内似唐朝的翰林学士,品秩为正五品,其主要权力只是顾问。
靖难之后,朱棣从侄儿手中夺取了江山,他虽没有朱元璋一样独揽大权的雄才伟略,但一次又一次的御驾亲征让他不能真正意义上地总揽政事(想象一下从京师到漠北运送文书的荒谬),于是一个帮助皇帝的“助手”机构——内阁应运而生。明成祖即位后,特派解缙、胡广、杨荣等入午门值文渊阁,参预机务,称为内阁。内阁制度至此建立。
在明成祖掌控之下,内阁与六部各司其职,国家最高行政命令从紫禁城发出,通过全国1936处驿站,全长143700公里的驿道,层层下发到帝国每一个角落。
然而,“阁臣之预务自此始,然其时,入内阁者皆编、检、讲读之官,不置官属,不得专制诸司。诸司奏事,亦不得相关白。”也就是说:内阁此时仍然只是皇帝的私人秘书,不是权力机构。
内阁真正进入权力中心的是从明仁宗朱高炽开始,明仁宗朱高炽,因杨士奇、杨荣等为东宫旧臣,升杨士奇为礼部侍郎兼华盖殿大学士,杨荣为太常卿兼谨身殿大学士,之后杨士奇、杨荣等人均兼有尚书职位,虽然身居内阁,其头衔均以尚书为尊。自此,内阁权力加重,逐渐受到重视。
到他儿子明宣宗时,内阁权力开始上升,杨士奇、杨荣、杨溥(三杨辅政)形成了更为完善的政务流程:全国大大小小的奏章,甚至老百姓给皇帝提出的建议,都由通政使司汇总,司礼监呈报皇帝过目,再交到内阁,内阁负责草拟处理意见,再由司礼监把意见呈报皇上批准,最后由六科校对下发,至此,明朝的内阁算是进入了权力的中心。
明代宗朱祁钰的景泰年间,王文以左都御史进吏部尚书后进入内阁,自后后,诰敕房、制敕房俱设中书舍人,六部承奉意旨,内阁权力更大。
其间虽有明英宗朱祁镇的正统末年的反复,可到成化年、弘治之际,内阁在已经成为足以对抗皇权的文官政府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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