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昌时很快交代了毒死张溥的事宜，前因后果交待的非常清楚，完全符合郑勋睿的判断，周延儒佩服的同时，当然要在这件事情上面做文章，他明白郑勋睿的目的，就是要从道义上面彻底击溃东林党、复社和应社，让这个集聚读书人的组织彻底的崩溃。
案子交到大理寺的时候，周延儒已经做好了所有的准备。
大理寺审讯的结论很快出来了，吴昌时毒死张溥的事宜，被定性为内讧，东林党和复社内部争权夺利的斗争，当然最终结论之中，也对张溥多年来自高自大的行为无情揭露，正是因为张溥这种目中无人的行为，惹怒了吴昌时，引来杀身之祸。
周延儒和大理寺都非常聪明，大理寺的结论没有牵涉到钱士升和钱谦益等人，但是明白人都能够看清楚其中的意思，要知道吴昌时想着毒死张溥，这么大的事情，钱士升等人不知道是说不过去的，毕竟真正能够决定东林党事宜的还是钱士升、侯询和钱谦益等人，从这个层面来看，这些人怕是还参与其中了。
官府没有给出结论的东西，就会疯狂的议论，人人都是有思想的，都会联想。
这种表面上看的不牵涉，用意更加的险恶，其实彻底击垮了钱士升和钱谦益等人。
邸报发往了省府州县，瞬间引发了轩然大波。
东林党和复社瞬间就处于崩溃的状态，要知道对张溥有好感的读书人还是不少的，没有人想到东林党和复社会作出来这样的事情，偏偏这个时候，钱士升、侯询和钱谦益等人，都做了缩头乌龟，根本不敢出面来解释。
郑勋睿还真的没有干涉这一次的审理，看到了大理寺的审理结论，就连他都是大吃一惊，想明白其中道理之后，他也只能够是苦笑了。
内阁的事宜，郑勋睿已经考虑成熟。
内阁制是明太祖朱元璋创建出来的，以前的历朝历代都是丞相制，朱元璋创建内阁制，不过是为了巩固皇权，压制丞相的权力，不过到了嘉靖年间，内阁的权力绝不亚于丞相了。
内阁制与丞相制的优劣，不好评述，历史上各有各的看法，其实几百年之后，内阁制依旧在某些国家维系。
郑勋睿不想变动内阁制，如此耗费的精力太大，但他需要对内阁制做出巨大的调整。
郑勋睿对权力的认识有些不一样，权力需要得到限制这一条是毫无疑问的，但若是不充分赋予办事官员权力，人家也是不可能好好办事情的，而且发展商贸已经成为当今最为重要的事宜之一，这就需要用诸多的规章来限制权力了，否则官商勾结造成的巨大破坏，迟早会导致大规模腐败的出现，最终导致国家的灭亡。
世界上没有最为完美的制度，都是相对好的制度，制度同样不是一成不变的，也需要根据时代的发展不断的改进，从这个方面来说，郑勋睿也需要在制度层面做出更多的探索。
内阁与六部和都察院等，是不是联系在一起，这是郑勋睿思考最多的问题，也就是说六部尚书、都察院左都御史直接组成内阁，还是单独设立内阁，管控所有的部门。
两者各有优劣，以六部尚书和都察院左都御史直接构成内阁，这样少了一个权力层面，办事能够更加的高效，但是缺陷也是明显的，那就是缺少了讨论协商的过程，容易形成独断专行的局面，而在六部和都察院之上另外组建内阁，就能够扩充一个讨论的层面，很多的事情可以在内阁充分讨论，将这些讨论的意见提供给皇上决策。
看起来单独设立内阁好处要多一些，至少内阁能够依据六部和都察院提出来的诸多决策的事宜充分讨论，接着将讨论的意见提供给郑勋睿决策。
可郑勋睿不是这样看的，单独设立内阁就多出来了一个层面，建立一个强大富庶的国家，需要权力高度集中，需要各项决策能够迅速的贯彻落实下去，若是很多的决策还如同往常一样讨论来讨论去，就是难以通过和落实，那么发展的步伐就必定会减慢，强大和富庶就必定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幻。
所以郑勋睿的考虑，是高度的集中权力。
皇权和内阁权力之间的博弈肯定存在，这需要用制度确定下来，权力博弈最为集中的地方，主要就是在用人和用钱两个方面，至于说言官弹劾的制度，郑勋睿毫不犹豫的废除了。
不是说言官弹劾的制度不好，可惜这种好的弹劾制度，经过多年的延续，早就变味了，有很多的读书人，为了能够挣到名声，不惜想方设法的弹劾，甚至是无中生有，他们不怕廷杖，不怕怒斥，抓住皇上期盼有着好名声的心理，肆无忌惮。
更加关键的是，这些言官不一定知道下面的实际情况，也不一定知道政策推行带来的效果，他们已经陷入到为弹劾而弹劾的怪圈之中。
这样的言官还有什么作用。
用人权力郑勋睿是需要牢牢抓在手中的，用钱方面则可以稍微放松一些。
四品以上的官员必须经过郑勋睿亲自审核，而审核的依据就是吏部的考核。
对官员的评述，不仅仅是吏部的考核，还有都察院平日里的监督，之前言官所有的职能，悉数合并到都察院去，省府州设立的都察院的分支机构，采取一条边的领导体制，也就是地方官府无权管辖，更是无权干涉，分支机构的官员，三年到五年的时间必须要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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