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历七年四月,永春之战开战前夕,接替被杀的陈锦的那位新任浙闽总督刘清泰通过郑家的关系,经郑成功的祖母黄老夫人之手向郑成功投书,“宣扬皇上覆载深恩”,“陈述父子不应绝情”,以忠孝两全引诱郑成功背明归清。
战事未有因此而停滞,双方在五月里大打出手,一直打到了六月初才算是一个完结。但是在五月时,清廷就已经正式下诏,封郑成功为海澄公,郑芝龙为同安侯,郑鸿逵为奉化伯,郑芝豹授左都督,给泉州一府地方供郑成功安插和供养军队,全然是认定了可以一战将郑成功赶回海上,收取漳泉两府,乃至是广东的潮州。
敕谕之中,清廷肯定了郑芝龙“当大兵南下未抵闽中即遣人来顺,移檄撤兵,父子兄弟归心本朝,厥功懋矣”。接着指责“墨勒根王不体朕心,仅从薄叙,猜疑不释,防范过严;在闽眷属又不行安插恩养,以致阖门惶惧,不能自安。随后开导郑成功归顺清廷,并且将他们此前几年抗清的事情解释为“尔等保众自全,亦非悖逆”。
如此,清廷肯定了郑芝龙降清的功绩,将郑芝龙被掠,以及北上京城后的恶劣处境都归咎在了死鬼多尔衮的身上。到了最后,故意不提郑成功以反清复明为旗帜,为的就是给双方一个台阶,好促成招抚郑成功一事。
说起来,清廷如此的委屈巴巴,实际上还是由于永历六年,郑成功连战连捷,以及大西军出滇抗清对于清军的攻掠所导致的局势恶化所致。
诚如那时的一份密奏中所书写的那般:“成功等作贼既久,狼子野心,臣等非敢保其不叛,亦难必其就抚。但今湖南、川、广处处用兵,力不暇及。且湖南之贼,或由江西,或由广东,皆可通闽,万一勾连狂逞,为祸愈大。故姑以招抚一策,先将此贼牢笼,息兵养民,察其动静;苟有反侧,仍即剪除……”
对此,清廷由于西南压力过于巨大,以及郑成功在闽南战场上的摧枯拉朽,再加上陈凯在粤东的守土不失,清廷便毫不犹豫的让已死的多尔衮背起了黑锅,安抚郑芝龙,同时更是安抚郑芝龙背后的郑成功,借此来缓和双方的矛盾,实现招抚,亦或是防止东南明军与西南明军合流的实际威胁。
早在去年的七、八月份,清廷就已经开始大力安抚郑芝龙。到了十月的时候更是向刘清泰下旨,授意其对郑成功进行招抚。而后者在向郑成功投书前,甚至将福建巡抚张学圣以及福建巡按王应元革职查办,送交京城候审。
历史上,清廷为向郑成功解释永历五年突袭厦门岛一事,声称是“地方抚、镇、道官不能宣扬德意,曲示怀柔,反贪利冒功,妄行启衅,厦门之事,咎在马得功”,于是将福建巡抚张学圣、福建右路总兵马得功、兴泉道黄澍以及福建巡按王应元四人下狱,是为追查掠夺郑氏家产一案。
而现今,清廷自不能将马得功和黄澍再从十八层地狱里拉出来,就只能拿主谋的张学圣和负有监察职责的王应元开刀。用的理由,自然也并非再是掠夺家产,而是残害郑氏族人——在中左所城下虐杀那三个郑氏族人,意在骗城和离间的旧事。
刘清泰作为朝中的主抚派,自是不遗余力的向郑成功示好,连带着清廷那边从皇帝顺治以下也对此多有赞同。倒是朝中的主剿派势力依旧不小,所以清廷最终的决定是剿抚并用,授意平南将军金砺统大军进剿,以进一步的杀灭郑成功的威风,为招抚一事增大胜算。
然而,战事的结果,一如历史上的海澄之战那般,最终以清军的惨败告终。主剿派暂且退出舞台,当然,那一个府的施舍也就更是不存在任何意义了,清廷于是便特遣芝龙表弟黄征明为使者专程赴闽传达谕旨,提出了郑成功接受招抚,清廷则确认他在实际控制区的统治地位,同时可以酌情分派府县用以养兵的条件。并且,为了达到效果,清廷更是指使郑芝龙派家人李德、周继武等持亲笔信以劝说郑成功接受清朝招抚。
“果不出竟成当年所言,只要把鞑子打疼了,兄长的日子才会更好过,他们也会放下调门,试图和咱们议和。”
由于清廷招抚的对象不只有郑成功,还包括了虽说投闲置散,但是始终没有归附清廷的郑鸿逵。当郑鸿逵看过了这些劝降的书信后,猛然间便想起了当年中左所保卫战期间陈凯对他的好言相劝,如今看来,就好像是亲见的一般。
“竟成之见地,从来都是少有不中的。”
对于郑鸿逵对女婿的夸赞,作为侄子和舅哥的郑成功亦是重重的点了点头,对此表示了认同的态度来。
说起来,多年的相处,郑成功远比郑鸿逵更要了解陈凯。其人能力不俗,且常有奇思妙想,性格处事上偏向稳妥,但也不乏冒险的勇气。
当年的旧事,其实说起来还是陈凯驳了郑鸿逵的颜面,有置郑氏家族成员于险地的成分在,为此才会使得定位战激化到了那副田地。但是,事实证明当时确实是陈凯做对了,有了马得功、黄澍二人做样,明军的海上权威以及中左所作为闽海贸易中心的地位都得到了保证,更加进一步的削弱了清军的实力,为当年和转年的反攻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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