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天，余佑汉与那晋王府侍卫便踏上了返程——陈凯给他的任务是在递交了奏疏后始终留在李定国军中，这一点同样告知了李定国，并且得到了李定国的认可。二人策马奔驰，赵州城渐渐消失在官道的尽头，余佑汉突然产生了一种预感，可能他这辈子都不会再有机会见到这位皇帝了。
“我一介草民，能得窥天颜一遭已是多少人毕生都求不来的幸事，怎可贪得无厌？”
他们就这么走了，到了第二天，行在也踏上了前往永昌的路途。只是皇帝突然改变主意，尤其是永昌及永昌以西，总共就那么几个有限的府县和土司，严重缺乏战略纵深，而且土地贫瘠百姓困苦。一时间，行在上下人心惶惶，不少官员感到前途渺茫，便先后脱离了朝廷。如吏部尚书张佐宸与少詹事汪蛟逃入大理府山中；兵部尚书孙顺、礼部尚书程源、户部侍郎万年策、大理寺少卿刘泌、左佥都御史钱邦芑等行至永昌府与大理府交界的永平县时也改名换号躲入了山中。
永历十三年正月初四，行在便抵达了永昌府城。平均算下来，每天也走了五十多里地，可见长跑健将功力之深厚，此前那六百里绝非一时爆发而已。
三天后的正月初七，借着大批官员脱离行在，以及这两日外间传言永历有意直接逃亡缅甸的由头，翰林院讲官刘菃和吏科给事中胡显趁着永历召对随驾官员和永昌地方乡绅耆老之际，再度面奏，直言朝令夕改已使中外失望，仓皇退往缅甸更会进退失据，力谏其此时当立刻转道北向，恢复旧策犹未迟矣。
言罢，二人便当着随驾官员和地方乡绅的面儿嚎啕大哭，引得其他官员也纷纷落泪。于是，永历命刘菃代为起草《罪己诏》及《告上帝忏文》，后者不好说皇帝的不是，便直接将责任全然推到了首辅马吉翔的身上，指斥其人蒙蔽圣聪。
但是，发完了诏书，行在却仍旧留在永昌府，并没有半点儿北上的意思，所涉官员也只是受到了降职署事的“口头警告”，仿佛就是写了两篇“检查”敷衍一下“班主任”似的……
从昆明出发了大半个月了，流寇出身的大明晋王李定国仍未追上永历的车驾。但是在四天前，也就是行在抵达永昌的前一天，清军总算是蹭进了昆明城。
这时候，行在已经甩开了清军近千里之遥，以着这个时代的信息传播速度，完全可以说是后者已经根本不晓得前者往哪去了。可是甫一进了城，无论是多尼、吴三桂、赵布泰、罗托这些大军统帅，还是下面的将校士卒，却无不是对彻底铲除明廷在云南的势力充满了信心。至于原因，倒不是此前遮炎河之战的大捷使明军损失了多少兵马，而是在于城内的仓储仍旧堆积如山！
“奴才打听过了，老本贼原打算离开前把仓储全烧了，但是伪帝怕官军无粮便会掠夺本地百姓，便下了旨，不许老本贼烧毁仓储。”
“竟有此事？”
“确实如此，奴才原也不敢信，先是问了那几个降官，后来又抓了十来个人，其中更有负责仓储的小吏，他们全都是这般说法。”
“有道是食敌一钟，当我二十钟。伪帝连这个道理都不懂，老本贼竟然还照章全收，真是天助大清啊！”
闻言，多尼和吴三桂尽皆哈哈大笑起来，就连罗托也不禁莞尔。不似吴三桂是从陕西经四川南下的，也不似多尼是后来才到的，他和赵布泰一开始就是从湖广进入贵州的，一路行来，当时确实轻而易举的拿下了整个贵州，可接下来的粮草输送却花了他们大半年的功夫才积攒够了足够进攻云南的数量级，而且还是在长沙幕府那等高效的行政机构全力以赴的情况下才将将达成的。
究其原因，一则是路途遥远，一则是道路崎岖，一是贵州地瘠民贫，实在筹不到粮。而军粮运输的过程中，随着路程的延长，路上的消耗用不了多久便会超过计划运输的数量，甚至随着路途的不断延长，很快就会发展为一个天文数字。
想要达成运输目的，就要携带更多的粮食、组建更大规模的运粮队、消耗更多的人力物力资源、更重要的是还需要更加高效的组织能力才有望实现。但凡有一点做不到，哪怕只是差一些，就必须要用更多的时间来弥补，而随着时间的延长，各项消耗也会随之呈几何倍增长。说白了，损耗急剧提升而运力有限，这便是古人说千里馈粮，士不可一日再食的原因所在。
长沙幕府确实做到了，但仍旧花费了大半年的时间。如今粮草已经不甚充裕了，原地驻扎倒是足够，但大军继续追击却是千难万难。
他们原本的计划是先行以守住昆明并确保粮道安全，短期内仅以小规模部队出击扫荡周边，设法确定明廷及各路明军具体位置，设法招降纳叛，并针对明军可能的反击进行一些防御性质的作战。等洪承畴再运几个月粮食，足够大军远征所需，再行出击与明军决战。
而今嘛，托永历的福，清军再度拥有了继续追击的底气，怎会不信心备至？
历史上，洪承畴在当年九月上疏清廷，继续为千里馈粮之难哭诉时就提及过，因永历的旨意，垫后的明军未能销毁的仓储中仅粮食一项，仅昆明城和宜良县两地，满清那支数万人的灭国大军便吃了足足半年的光景。而这期间，明军则在远离云南腹地的边远山区，一边承受着清军的重兵围剿，一边还要忍饥挨饿，这愚蠢至极的行径真真是养肥了敌军，拖垮了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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