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听说晋商林毅立马来了精神，决定大干一把。
在明清时期如果提起“晋商”这两个字，就能够让人想起巨富和首富这些词汇，甚至还能够让人想起投机倒把的奸商，甚至与汉奸卖国贼的形象。
倒不是因为林毅对商人有什么成见，也不是因为他仇富，实在是林毅对明末的晋商，徽商和浙商这些大商人印象不怎么好。
客观上来说，商人是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他的出现对经济的发展，社会的进步，文化的交流等都有重要的积极意义，从推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来说，商人的活动更是功不可没。
但是商人的负面影响也不小，这主要是由商人唯利是图的本性决定的，关于这一点马克思有过精辟的论述:
资本家害怕没有利润或利润太少，就像自然界害怕真空一样。一旦有适当的利润，资本就大胆起来。如果有10%的利润，资本就会保证到处被使用；有20%的利润，资本就能活跃起来；有50%的利润，资本就会铤而走险；为了100%的利润，资本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300%以上的利润，资本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去冒绞首的危险。
资本家也是商人，只不过是更精明的商人而己。
可见这些商人为了盈利赚钱，简直是疯狂到了无所不用其极的地步了。
在这种情况下，国家只有用他们的机器，包括军警，法律，监狱等来规范商人的行动，扬长避短，使商人的活动向有利于社会的进步和生产力的发展的方向运作。
但是现在明末这个烂摊子，千疮百孔，内忧外患，大厦将倾，一柱难支。
以崇祯皇帝朱由检为首的政府集团自顾不暇，哪还会来得及规范这些商人的活动，这些商人就更加唯利是图，为所欲为，无所不为，泛滥成灾了。
这一时期最有名的商人大概就这几家了，一个是福商，第二个就是晋商，再然后就是就是浙商和徽商。
这里的福商当然是指福建的商人，郑芝龙为首的福建郑家这个时候当然是首屈一指的。
郑芝龙身份极其复杂，在明末时期是亦商亦盗的人物，出身海盗，但却把生意做到了海外，拥有上千艘战船和几万海军，用富可敌国来形容不为过，在海战中，郑志龙的海军舰队不但打败了大明的海军，还把世界上最强大的海军舰队之一，葡萄牙舰队打得狼狈而逃，两艘世界领先的葡萄牙大型战舰，被郑芝龙一伙送入海底。
一时间在台湾的福建的海峡，东洋南洋和西方列强的商船舰队，郑芝龙说让他们过，他们就能过，让他们停他们就得停。
一时间东洋南洋和西方列强只知道有福建郑芝龙而不知道有大明朝廷了。
可见这个大海商的实力有多大，已经到了能够威胁到朝廷统治的地步了。崇祯皇帝都拿他没办法，只得好生安抚。
虽然这一时期，浙商和徽商没有再出现像沈万三那样的人物，但是浙商和徽商对明清的经济发展也是很很大的影响。
但是对大明朝影响最大的，不是东南沿海的郑家集团，也不是浙商和徽商，而是山西的几个商人，什么范家，王家，靳家，梁家，等等一共八大家，实力最为雄厚，合称为八大晋商。
他们这些人经常游走于边疆内外，跟满清鞑子做生意，把中原的铁器，火器，食盐等传给了鞑子，而换取鞑子的皮毛兽毛，什么东北三宝，甚至龙票，从中获取巨额利润。
商人赚钱倒是无可厚非，关键是八大晋商不择手段，他们不惜出卖国家和民族的利益，中原的铁器，火器，还有食盐，对于关外的努尔哈赤和皇太极集团来说，全都是重要的，急缺的战略物资，八大晋商由于实力雄厚，他们经常跟官府勾结，为了赚银子，他们不惜向努尔哈赤和皇太极提供大明的军事机密，出卖情报，这就是地地道道的汉奸行为。
晋商的这些卑劣的汉奸行为，明政府也有所察觉，也曾明令禁止，三令五申，但是大明内忧外患，千疮百孔，已是风口之灯，边患和流贼尚且对付不了，哪有力量去管这些不法奸徒？
本来努尔哈赤皇太极他们是个边野小族，他们的战略资源非常匮乏，仅限于在草原上飞马驰骋，弯弓射箭，但是得到大明商人的这些“资助”之后，他们的铁器和火器迅速发展起来，特别是到了皇太极时代，也就是现在林毅穿越过来的时候，他们有了专门的炮兵队伍，称为乌真超哈，装备精良的红衣大炮，再加上价值不菲的情报，使得关外鞑子的如虎添翼，加速了明王朝的灭亡。
有些学者甚至把八大晋商，定性为大明朝亡国的功臣，并非没有道理。因为如果没有这些晋商，关外的野猪皮想进关叩门，根本没这个实力，更别说入主中原，一统天下了。
作为一个穿越过来人，林毅当然知道这些晋商是什么变的，因此祖克勇这么一说，他才决定对这支晋商下手。
但是林毅知道，要想做成这笔买卖，必须得进行充分的准备，这不是简单的拦路抢劫，摸底踩点是少不了的。
晋商实力既然这么雄厚，他们的保镖肯定不会少，另外他们长途跋涉，辗转几个省道，能够顺利出关入关，跟鞑子做生意，不只是有鞑子的支持，肯定还得有大明内贼为他们撑腰，做保护伞，才能让这些奸商一路绿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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