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中原地区动则数百上千年历史的古城名城相比,明州是一座非常年轻的城市。唐玄宗开元二十六年,设县千余年的鄮县被当时的中央政府重新划分为慈溪、翁山、奉化、鄮县四县,增设明州以统辖之;“明州”的地名就此出现在历史的长河中。当时明州的州治设在鄮县。直到八十多年以后的唐穆宗长庆元年,州治才迁移到姚江与奉化江汇合而成甬江的三江口新城,即现在的明州城。
唐朝时,明州是与扬州、泉州以及广州这些地方并驾齐驱的大海港。在每年的五六月间,东南风大起,无数的海船满载着瓷器、茶叶、丝绸、成衣、书籍以及笔墨纸砚等文具,从明州出发前往朝鲜半岛和日本列岛。它们会在当地呆上差不多半年时间,一直要等到每年的十一月十二月西北风肆虐的时候,才会装载着毛皮、药材、木料、粗铜、金银和朝霞锦、朝霞绸、鱼牙绡甚至是奴婢人口等当地特产,披波跨海地重新回来。因为发达的海外贸易,唐朝年间的明州是天下有名的富庶之地,名声之大,甚至通过异域海商传播到了千万里之外。连罗马教廷都知道,在遍地都是黄金和宝石的东方,有几个无比富饶的城市,一个是用黄金铸造的城市叫做“zaitun(刺桐)”,它属于一个叫“Diamonds(唐)”的国家;还有个用白银铸造的城市叫做“nienni(明)”,它同时还是nienni国的手段;还有因“Silk(丝绸)”出名的“Hann(汉朝)”,击败了强大的匈奴人的“Munhian(汉朝)”,以及拥有与奥林匹斯山上主神一般威严的“CaelestisKhan(天可汗)”一一传说中,这位CaelestisKhan的愤怒会使一个几十万人口的城市在一夜之间化为齑粉。Deus(我的上帝),一夜之间就能毁灭一座几十万人的城市?基督教世界最大的城市Constantinopoli(君士坦丁堡),也不过是几十万的人口……
不过,现在的明州城却远不及一百多年前繁华。开元以后,唐朝的国力渐渐衰退,对边疆地区的控制力不从心,吐蕃借机吞并陇右地区与河西走廊,北方的突竭茨人与东北的扶余人也抓住这千载难逢的时机,渐渐地发展壮大起来。在大赵立国之初,虽然吐蕃人因为内部原因退回了青藏高原,但突竭茨却已然坐大,牢牢地控制住北方的草原,扶余人也借着地理上的优势,一方面加紧与突竭茨争夺草原上的牧场,另一方面又在频繁南下骚扰大赵。百余年来,大赵与扶余人打打停停,战争从来就没有真正地停止过。为了保持对扶余的战略优势,太宗年间,大赵关闭了北方重要港口莱州港,并下令各地不得与扶余人贸易,“举凡贩私者,满百钱辄论罪;盈贯者,杖八十枷十天;五贯者徒一年;十贯者配军戍边。”虽然这个禁海令只是针对扶余,但高丽国与扶余接壤,形貌相似语言也相通一一两国的官方语言都是长安腔的中原话,因此很难辨别出谁是高丽人谁是扶余人,于是大赵与高丽的贸易也受到很大影响。禁海令之前,明州每年往来高丽的千石以上大海舟不下二百艘,其余小船无以计数,禁海令实施以后三年的时间不到,大舟数量便骤减至每年数十艘。以后去往高丽的船只逐年递减,到宪宗年间,常年往来于明州高丽之间的海舟只剩下十数艘而已。千石的大海舟不再向北方航行,百石的小海船自然也没有胆量独自踏上这条危险的航线,这条曾经繁忙无比的从明州和扬州出发去往高丽的海上商路,最终萧条下来。在最为凄凉的东元十年和十一年,接连两年,在明州市泊司登记去高丽的船只竟然连一艘都没有。
向北的航线不再繁忙,商路几近断绝,再加上朝廷把原本设在明州的船舶司衙门转到了泉州,在广州新设市舶司衙门,本地只设了一个负责登记船只进出与征收货税的市泊司,而市泊使也不再如过去那样由浙东转运使兼任,而是由转运使另外委派一个从八品的官员担任,喧嚣一时的海上贸易顿时便是一落千丈。虽然有不少海商转而南下开辟新的航路,想去到真腊去做贸易,但真腊及真腊以西的地方是泉州、广州和福州等地海商的传统势力范围,经过上百年的经营,营务得如同铁桶一般牢固,后来的明州人怎么可能在短时间里打开市场?因此,除了少数几家资本雄厚的大海商,其他的人莫不是碰得头破血流,他们不得不把目光从海上转到国内,从利润丰厚的海外贸易里回到靠天吃饭的土地上;或者,就是借着本地便利的水陆交通条件,在南方港口与中原腹地之间来回奔波着做点差价买卖,靠着别人手指缝里漏出来的那点残羹剩饭挣点辛苦钱。随着这些变化,繁华一时的明州城也渐渐衰败下来……
但这还不够。就在一个月前的四月中旬,朝廷突然发来一道公文,下令明州所辖各县片帆不得下海。这立刻教当地人心惶惶。五天之后,又发来一道更加严厉的文书,无论是本地还是外埠的船舶,只要靠岸就再不许离敢,有违犯者按通敌论处。紧接着,浙东路的各地驻军就开始整哨整营地向明州方向移动,旬日之间,一城四县通向外地的陆上通道就全被堵了个严严实实。不仅如此,那些被堵在码头不得回去的倒霉船家水手们还说了,他们看见外海上至少有百十条兵船在穿梭来回,其中不仅有明州当地的水师,还有泉州和福州的水师。最近几艘被赶进港的船家,甚至指天发誓说他们看见了广州水师的旗号。这就更加引起了人们的恐慌。只是几天的工夫,市坊间就传出各种各样的流言。有人说是南方有人造反,有人说是长江中上游出现大规模的流寇,还有的说这是朝廷要学着隋炀帝去渡海征伐高丽,更有人说这是天子要去海外找仙岛求长生不死药……直到市泊司衙门外挂起一个三江指挥衙门的新匾,新上任的指挥使贴出安民告示,告诉大家无须惊慌,这是朝廷在举行水陆联合演武;这才止住了越来越离奇的谣言。安民告示上还说,凡是船家、水手、渔民等等靠海吃饭的百姓人家,每人每日发放三十五文制钱的误工,按市价折算成粮食也可以,由当地官府统一登记统一发放。告示一出,原本惶恐不安的民众渐渐也就安定下来。三十五文制钱的补偿更是让水手和渔民们的脸上笑开了花。不过,那些货物被积压下来的商人们就哭了,特别是一部分有契约和约期的商人,更是觉得生不如死。但指挥衙门说了,他们是奉命行事,出了这样的事情也没有办法,赔偿绝无可能,至多就是帮他们出具一份文书,等演武结束禁令解除之后他们自己带上去向对方作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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